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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在公共艺术中作用与价值研究 　　媒介的引出――连接公共艺术要素的纽带 　　公共艺术在当代学术界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然而，当我们认真审视它时，就会感到对于它的核心内涵未必十分明了。公共艺术作为一种具有公共性和当代性的艺术形式，其与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然是跨学科、跨文化的。然而，公共艺术本身并非把这些学科领域中的知识、概念置于某种文化氛围下加以简单相加与组合，而是有其自身特性。问题在于，我们从何种视角去认识公共艺术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它？ 　　美国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理论。在这个理论框架内，艺术品作为艺术文本而存在，并以此为出发点，建构作品与世界、作品与艺术家、作品与欣赏者（公众）之间的内在联系。 　　艾布拉姆斯提出“文学四要素”，为世界、艺术家、作品和欣赏者之间搭建了一个分析艺术要素关系的理论框架。要认识一种艺术活动，可以首先从区分这四个部分着手进行理解。这几部分的界定非常清晰，不同部分之间可以交流，却不可以改变。艾氏的理论考虑到的四个要素明显地倾向于以作品为中心建立由世界、艺术家、作品、读者这四个要素构成的整体活动及其流动过程，艾氏在提供理论框架的同时，也为之后的学者研究艺术活动指明了方向。 　　之后，陈旭光先生沿袭艾氏的思路，提出在世界与作品之间存在某种交互关系，并由此引申出欣赏者在与艺术世界存在对话关系的同时，也与艺术家发生互动，进而推断出欣赏者的接受活动不仅仅体现在欣赏作品、阅读艺术文本这一单边对话语境中，而且也体现在对艺术家的解读以及与当下社会环境的互动语境中。总而言之，在艺术欣赏和接受活动中存在多边互动关系。这一发现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公共艺术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这个视角的指引下，“空间――作品”和“艺术家――欣赏者”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直接对应关系，还存在着以某种功能性因素为中介的间接关系。这种功能性因素将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创作灵感、创作欲望、艺术构思等投射在读者的接受活动中，并能实现作品在艺术生产、消费过程中的无障碍流转。在公共艺术活动中，一个伴生于艺术活动的事物渐渐浮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个功能性要素就是艺术媒介。媒介是公共艺术要素中最为根本的一个要素，没有这个要素，其他四个要素在艺术活动中就难以形成有效的联系。诚然，艺术创造生产的最终对象是艺术品本身，它的整体性存在是艺术形态的根本属性，但公共艺术品作为符号所承载的艺术信息必须在艺术审美、消费活动中发生出来，能够触发这个过程发生的“按钮”就是“媒介”。 　　媒介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研究公共艺术，它大大扩展了公共艺术理论的美学属性，延伸了公共艺术创作与审美活动的理论范畴，为探讨这一领域内的历史沿革、理论视域以及实践活动提供了一盏明灯。 　　媒介的作用――承载公共艺术各要素信息的物质载体 　　“公共艺术媒介”是指艺术家在创作公共艺术作品时将内隐在艺术家头脑中的构思以及美的元素投射在与艺术创作相关联的材料（如石材、钢材、石膏、泥、塑料以及在现代科技中广泛运用的声、光、电等）中，从而形成具有独创性的公共艺术符号系统，它是艺术家的心灵、意志的延伸与艺术材料的完美融合。公共艺术媒介不同于艺术材料，艺术材料是纯自然形式的物质材料，不隐含任何人类思维与情感。经过艺术主体的艺术创作活动后，才变成负载创作主体情感的艺术媒介。 　　需要强调的是艺术作品在公共艺术活动中从始至终都是物性的存在，所谓“物性”，或者说物的因素，指的是存在于艺术品之中的物质化和能为感官所感知的对象。艺术家凭借这种物性，将情感、意识与艺术材料相融合，进而化合为客观存在的作品，由此作品脱离作者而存在，并成为欣赏者的审美对象。公共艺术本身就是一个“物性”的制作过程，一个做或造的过程。公共艺术需要制作一定的公共艺术品来表达某种对世界当下语境的关注，包括雕塑、装置、现成品、影象、行为等。每一种公共艺术品都以某种物质材料结合使用或不使用工具，制造出某件可感知（可视、可听或可触摸）的艺术品，此时的“物性”表现为人的感官与直觉的延伸与交融。另一方面，公共艺术“试图以乌托邦的形态和场所强化观众对于艺术品、环境乃至世界的体验”[1]，强调以文化价值观为出发点的讯息传递，这一特性决定了公共艺术品不能脱离物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物性。公共艺术品表现的是人类共同的审美情感与文化价值，有属于自己的基本艺术形式，如苏珊 ?朗格所说“每一种大型的艺术种类都具有自己的基本幻象。 ”[2]这种幻象源自于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冲动，即主体在创作过程中寻求相应媒介表现自身与世界的创造冲动。它不存于现实世界，而是存在于艺术家的头脑中。现实世界中艺术家通过对自然材料――陶泥、木材、石材的 “物化”，即主体的对象化，情思的对象化，意象的造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