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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生成与文学的合法性 ——文化生产场域视野中的传统诗经学考察 杨子怡 作者简介：杨子怡，1955年出生于湖南新邵县，惠州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中国韵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国际《诗经》学术研究会会员。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学、古代文学、文化诗学、诗经学及韩愈、苏轼专题研究等。先后在内地、台湾和香港的多家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达70余万字。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资料转载和复印，受到好评。与人合编、合撰出版著作两部。主持省、市级课题研究多项。创作旧体诗词400余首，出版发表上百首。 内容提要：传统诗经学经历了先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各具特色的不同阶段。这是一个漫长的由文化《诗经》到文学《诗经》的过程，即由经学语境生成文学语境的过程。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本文拟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把《诗三百》由“经”而“诗”的现象放到文化生产场即文学场中去作整体考察和审视，以探寻经学和文学生成的过程及合法性。 关键词：文化生产场 经学语境 文学语境 合法性 符号权力 黑格尔在其《美学》一书中曾提出有名的艺术终结的命题。他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它也已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能维持他从前的在现实中的必须和崇高地位。”①这一命题被克罗齐称之为“葬礼演说”。②在黑格尔看来，哲学真理高于艺术真理，真理是合法性的来源，艺术因不能再充当表现哲学理念的最佳手段，因而它已经失去存在的合法性。黑格尔的这种艺术“葬礼演说”，遭到了当代许多美学家诸如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抛弃，在他们看来，艺术不是蹩脚的哲学，不应该自我扬弃，更不应该淡出人类精神的历史舞台，它不仅不缺失真理，而且有更高的真理。海德格尔曾说：“艺术乃是：真理在作品中的创造性保护。艺术因而也是真理的形成和发生。”“艺术的本质就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置于作品。”③因此，文学艺术永远有它存在的合法性。当然，文学艺术在某个历史时期话语权的暂时缺失或暂时转换，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不能因此断定是其末日，它的存活，它的重新获得话语霸权，它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史都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中国古代最早的诗集《诗经》从文学话语的缺失到生成过程就是明证。 众所周知，《诗经》从产生伊始，历代学人就不断地诠释它，解读它，从先秦而降，一直到清，形成了所谓的传统诗经学。传统诗经学尽管形成了先秦注重应用，汉学注重训诂，宋学注重义理，清学注重考据的不同阶段性特点；但其有相通处，那就是人们更关注它的文化内涵，以经学为主体，孜孜不倦地经化它，很少有人把它当作文学《诗经》来读。可见，《诗经》从产生伊始，压根儿就没有获得文学话语霸权。人们根本没把它当成诗，而是把它当成“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④的经典，文化的经典，载道的经典。其成为文学的《诗经》出现在人们的话语中，那是明中叶以后的事。明中叶以后，人们才开始以《诗》为“诗”，即把《诗经》放在文学的视野中去审视。因此，传统诗经学经过了经典的生成到文学的建构过程，从这个意义来说，传统诗经学可分为先秦至明代的经化时期和明至清的文学建构时期。这也就是《诗经》的文学话语经过缺失到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经学是强势话语，但文学仍然顽强地存活。经学话语霸权没有挡住诗性的复归，文学《诗经》终于生成，尽管它姗姗来迟。这适足以说明文学的合法性是权力审美无法排斥的。 《诗经》在传统的诗经学中，其经典地位是如何生成的？漫长的诗经学中为什么会缺失文学话语？文化《诗经》之存在是否有它合理性？《诗经》文学话语的构成为什么会成为可能？其合法性依据在哪些方面？这些饶有兴味的话题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把它放在一个大的场域，比如文学场视野中去考察，可能会开阔我们的视野，探赜出一些新的法门来。所谓场域，这是法国思想家布迪厄在他的专著《区隔》、《艺术之恋》、《艺术的法则》、《文化生产场》等著作中所提出来并反复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场”是一种创生条件，如同宇宙的无限大，在“场”的空间才能创生物质；“场”又是一种效应，如同磁场中的磁效应和电场中的电效应以及粒子场中的粒子效应；“场”更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存在”，凡是物质，往往是多元“场”效应的综合。世界就是由众多的各种场构成。借助具有如上诸多特性的“场”概念，布迪厄提出了文学场或者文化生产场的概念。所谓文化生产场，其实是包含作家、作品得以造就和出现，得以产生实际文化效应的必备条件和多元条件；也是权力场在文学领域中的表现。谁拥有权力，谁就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符号资本或者说文学资本。权力包括显性的政治权力和隐性的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符号权力。在文化生产场中，隐性的符号权力显得尤为重要，统治者占有了较多的符号资本，就可以让被统治者情不自禁地、自愿地接受自己的理念，从而达到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