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展览惯例思考.docVIP

对于展览惯例思考 　　我们不能将策展孤立出来，它是艺术系统中一系列关系的组成部分，同时策展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是作为所谓的策展人或机构的负责人致几句开幕词或者写一篇展览前言，而是通过展览来开展在新领域中的探索工作。 　　展览和机构――热汤和美酒 　　最近我拜访了斯德哥尔摩郊区的Tensta Konsthall，一个位于移民聚居区的中等规模的艺术机构，由Maria Lind 担任馆长。在当日的艺术家讲座之后，Maria Lind邀请每一位到场的观众在艺术中心的小咖啡厅享用热汤和美酒。大概30多人参加了这场朴素的宴请。而让我难忘的是，Maria Lind不停地忙着给所有的来宾斟酒，照顾到每位来宾的姿态。这位馆长/策展人并未将自己置于一个机构的权威代言人的位置，而是作为一位忙着招呼、照顾每一位相识或陌生的来宾的主人，也正是她这个简单实在的举动，让我想起策展这个职业本身的操守，这个举动也超越了展览策划，或者说体现了某种真正的行动整体。我认为这位艺术中心馆长/策展人的小小举动创造了一种动力，使得我们每一位艺术工作者再次认识到：一部分特定的事是无法由孤立的个体完成的，而试图去控制大众也注定是徒劳。尽管我们面临的处境和问题各有不同，但只有通过自主自治的合作，才有可能在完全依靠政府支持的单一模式下（如多数北欧国家）；或者在市场成为了准则和导向的尴尬处境中，找到一些出路。这让我想到这期刊物所要讨论的与“策展制度”有关的专题。我试图努力去理解“策展制度”和它的含义。如果我们真把它看作是一个“制度”，设定一系列“约定”，形成某种框架，其实质是建立起了威权。因此，我不认为所谓的“策展制度”是存在的。如果我从Maria Lind的举动中反省，这恰好与我们习以为常的种种约定相背离；这是单纯的敬业精神，随时考究我们自己的语境不断反省（正如Lind所说的“对语境的敏感性”）和我们在不同语境下选择的立场。 　　根据Sygmunt Baumann的描述，我们所身处的这一时刻，是一个旧系统在不断瓦解，新系统尚未建立的时刻。Baumann的这一想法可以被扩展到整个社会结构、国家体制等宏观层面，但也同样可以非常真实具体地映射出美术馆和各种艺术机构的现实境遇。当我们还在继续着惯例化的展览生产，美术馆恰恰处于最核心的位置，或许一个小小的动作即可将惯例重置，使结构随之调整，从而在新的进程中形成新的关系。Tensta作为一家普通的艺术机构，这一“入主”的小小举动，促使我进一步思考艺术系统中的种种现象，以及个人的立场怎样能够主动地改变我们对这个行业内各种角色原有的那些“约定俗成”的僵化认识。这种主人的角色以及他/她所创立的新的设定，绝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与其一贯的策展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真正理解和认识到自己作为主人的角色，无论是通过机构中的实践，亦或是在任何一次短短数周的展期内，都会为我们带来新的可能。核心问题是，我们究竟要在美术馆，通过一个展览，或者任何一次公共事件，建立怎样一种社会空间？ 　　我们是否会将这些构架视为一种社会空间？或者只是一个展览的机会，一次曝光的机会？ 　　作为公共机构的博物馆被介绍到中国可追溯至19世纪。Carol Duncan在她所著的分析博物馆设定和对于展览作为惯例性结构的思考中提到：“所有的展览都是一种惯例。它预先规定了参与者、观看者和参观者行为形式。任何观看经验中残留的个体意识都会被转换成群体的惯常理解。”展览作为激发个体性的场域，至关重要，而在今天的大多数展览中，这种作用已经消失殆尽。我认为这不仅发生在中国，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然而比较棘手的问题在于中国很少有展览或其它机会能够提供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全球范围内少数关注这个问题的艺术家、策展人和机构，却鲜有被国内艺术媒体谈及，依然停留在被忽视的状态，按照我的观点，正是这些个人或机构的工作才能够真正推进当下艺术系统的边界，同时也在寻找可操作性。这从很大程度上也针对中国极为单调的艺术体制，需要每一位工作在这个领域内的个体对艺术家的生产，策展工作以及媒体平台等各个层面进行反思，同时也包括对机构形态和长远目标的关注。 　　我对于重新解读展览惯例的兴趣和关于展览及其社会空间的思考主要体现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比如对“艺术家自我组织的展览”的文献梳理，这些展览本身即反映出艺术家对展览制作的思考传统，那么如何通过一种积极的方式将这些思考重新激活？如何将这些思考与今天的现实相联系？为什么这一部分实践工作在之后的艺术家的工作中并未被进一步延续？2006年至2010年，在中国的艺术系统自身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策展人作为职业化的实践者的角色逐步得到确立，同时也伴随着艺术市场主导地位的形成。由艺评家偶尔参与组织展览开始于80年代，在90年代中晚期，他们则成为了国外策展人与本地语境之间的重要协调人，而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