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单位社会棚户区改造及其居民利益保护的国家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PDF

后单位社会棚户区改造及其居民利益保护的国家责任 赵定东 摘要：以棚户区改造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民生工程建设构筑了中国后单位社会国家责任的外 在表现形式，构成了民生工程研究的“中国寓意”。棚户区居民的社会地位底层化是后单位 社会民众利益寻求国家保护的社会基础。单位社会中政府对社会空间的长期高度控制、民 众的单位倚赖心理长期浸淫和资源国家独控等赋予国家提供保护责任。后单位社会国家保 护动力、能力、合力和激励功能表现为以政府的公共权威和高强的社会资源动员及支配能 力完成国家保护的意志以完善社会整合机制。 关键词：地位底层化 后单位社会 国家保护 辽宁棚户区 中国在 30 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由总体性的国家形态分化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社会空间，也正由此“国家 －社会”关系的讨论一直在社会科学的话语空间中占据着显要位置，该理论范式也被众多国 内外学者用以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本质和过程，其采取的观看方式是所谓的 “社会中心论”，即讨论的主轴为“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的发育及成长（王汉生，2008）。对 此有论者指出，20 世纪90 年代当学界试图运用“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架构努力寻找市民 社会在中国的萌生之时，实则有意无意的遮蔽了国家—社会的另一维度——国家（徐勇， 2006），因为在实践层面作为改革主导者的国家并没有消退，当下以民生建设为主的社会建 设亦是由国家推动的而非社会自生自发的。中国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政府主导型社 会”。政府的主导功能不仅是表现在奉行计划经济的时代，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作用 仍然是最重要的。政府主导型社会的特征，是理解中国的一条主要脉络。 由于我国特殊的转型背景和要求，学界的讨论着重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配置资 源的基础性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偏重于强调“放开”和“退出”的方面，而对于市 场经济体制下后单位社会政府职能应该加强的方面，如对于诸如社会弱势群体等普通民众利 益保护方面应该承担的更大责任没有足够重视，引发了国家在公共资源投入和实际工作安排 方面相对地削弱的结果。本文试图以辽宁省棚户区改造事实为个案探讨后单位社会“单位人” 国家保护的机制问题。 一、学界的研究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按照我国政府有关文件的规定，城市棚户区的标准主要有三条：一是主要以木板、土坯、 240mm 厚砖墙为承重结构，以油毡或石棉瓦为屋面材料的简易房屋和棚厦房屋；二是低洼易 涝、基础设施配套不齐的小平房；三是按建设部《房屋等级评定标准》和《危险房屋鉴定标 准》评定为严重损坏房、危险房的房屋；棚户房建筑面积 5 万平方米以上的为棚户区。其共 同特点是结构简陋或者老化、抗灾性差，居住拥挤、功能设施不完善，居住环境差的房屋集 中的住区。由于棚户区的特殊性，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在研究的过程中，由于中 外学界其知识背景、研究立场等方面的不同，体现出不同的研究初衷与理论抱负。 目前国外学界的“棚户区”研究主要集中在贫民窟、城市边缘、城市更新、社区发展和 都市村庄等方面，体现出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如 Vinit Mukhiija 通过孟买贫民窟改造案 例研究发现，与传统上仅关注私有产权相反，贫民窟升级政策必须基于一种面向不同所有权 的视野，政策必须考虑产权价值、不动产权的物质属性以及所有权、产权价值和物质属性之 间的相互影响；Yok-Shiu 和抚顺.Lee 以曼谷为研究个案发现，贫民窟改造需要外部的中介 1 机构在活跃社区内部资源和获得外界投入方面向社区提供支持；旧城更新理论方面出现了诸 如 A·厄斯金的倡导性规划、M·布兰奇的连续性规划、D·索伦森的公共选择规划和 T·塞 杰的联络性规划等观点，这些理论的着力点差异明显，但都反对大规模的激进式改造，更多 地关注人与环境的平衡关系，强调规划上的公共参与；城市边缘研究在西方自 1936 年德国 Louis 教授开始以来，经历了 20 世纪 50 年代Quee 和 Thomas 教授的推进，目前的研究内容 扩展到了包括城乡边缘区的地域结构特征、郊区特性、城乡连续统一体、城郊农工综合体、 城乡边缘区的城市化阶段与地域空间配置等方面（孙霞，2007）。 国内学界对棚户区研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事，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