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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庆华史学文存一书介绍与评价 　　成庆华教授从1936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求学，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的北平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北京师范学院(1993年以后改称首都师范大学)建立，成庆华先生被调入师院历史科(1955年改为历史系)任教。由于成先生求学期间即打下了坚实的史学基础，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受到了当时著名学者的称赞，所以不断有科研院所、名牌大学、历史博物馆聘请他前往工作。但是由于系里工作的需要和领导的挽留，成先生始终没有离开师院。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建新馆，要调他前去工作，甚至已经发了聘书。他的老同学史树青研究员也登门劝说，希望他应聘。但据当时负责历史系总支工作的同志说，成先生的回答是：“我的事业在师院”，向组织表示他不去历史博物馆。从1954年直至离休、逝世，成先生一直在师院历史系工作，期间曾任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临时党总支书记，1959年曾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现在出版的这本《成庆华史学文存》(以下简称《文存》)，是由成庆华先生的同事、学生与家属共同编辑完成的，并在系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于2006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文存》收录了成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所写的文章，其中有六篇是从他印发给学生们的讲义中选取的。 　　解放后，成庆华先生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非常重视。1959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两卷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内部发行)，他买到该书后立即向学生介绍，希望同学们认真学习。他还曾把此书赠送给一位学生，让他好好学习，这位学生把这本书一直保存至今，书内还有成先生亲笔写的“成”字。1980年，成先生在病中提出，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教育，应当把《历史科学通论》作为历史系学生必须学习的一门基本课程，如同文学系的学生要学《文学概论》一样。上述事实都说明，成先生是一贯主张重视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然而“文革”中成先生却被打成“历史系封资修的祖师爷”，说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开始，史学界各种争论一直不断。然而成庆华先生告诉学生，要注意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文存》中收录的文章，有的是成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写成和发表的，当时他可能连《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基本的马列著作也未接触过，但他仍能从历史实际出发，归纳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和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提供给史学界同仁思索和参考。 　　以下仅就《文存》一书进行介绍与评价： 　　 　　第一，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 　　 　　成先生在《中国古代政治、宗教综合演进述略》一文中指出，中国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族国政治建立，宗教文化形成。政教不分，互相发扬，此其史事之精神也”。从时间上考察则可分为：一是“黄帝虞夏政教形成，生也”，即政教不分的产生阶段；二是“殷商政教极盛，住也”，即政教不分的极盛时期；三是“西周政教分化，异也”，即政教开始分离；四是“东周政教流衍，灭也”，即政教已经分离[1](PP．16―17)。他认为：“太古之世，政教不分，政治之领袖，即宗教之主祭者。”[1](p．19)《易?系辞》：“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古代民众对天地鬼神非常迷信与崇拜，统治者祭拜的目的，就是要借天地鬼神来使民众听从命令。西周时期“天”的地位下降，“民”的地位上升，所以《周书?泰誓上》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随着民众地位提高，祭祀权与治理民众的行政权开始分离。到东周时期二者已经分离了。 　　成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还强调，五帝时期的历史确有其事。他引证《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日：“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舜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缙)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又说：“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且)弗深考，其所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逸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2](p．46)成先生指出，太史公这些论断即可证明，黄帝确有其人其事。他还引证战国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黄帝德水，虞舜德土，夏德木，殷德金，周德火，证明五帝的历史是真实可信的。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成先生发表《中国古代朝代系统考论》一文，专门论证黄帝及五帝的历史是真实可靠的。他在文中指出：“近有浅演民族妒我历史之悠长，文化之深渊，别有用心……故创为尧舜禹抹杀论，肆其宣传。国人中其诡计，不详真相，亦固为新论，既非信史，更缩短我历史年代，毁灭我文化根本。西人论史，盛夸其文明光辉，而源源所自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