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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加快教育考试立法思考 　　近年来，各类教育考试舞弊现象屡禁不止，在某些地方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固然有社会诚信缺失、考生或监考人员法律意识淡薄、经济利益驱动等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无法可依，考试作弊的预期收益很高而风险成本太低。 　　一、教育考试立法处于法律的空白地带 　　当前，国家在教育考试方面的最高法规文件只有国务院颁发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条例》，而且还是针对自学考试的行政性法规，对其他各类教育考试并无约束作用。2009年前后，教育部曾印发过《教育考试法》征求意见稿。坦率地说，这个法律征求意见稿更像一个部门规章，缺乏法律的“硬度”。至于《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只是教育部令，其约束力更是有限。由于目前对考试作弊行为人缺乏严厉处罚的法律依据，即便被查办的概率很高，也不足以形成有效震慑。 　　二、招生徇私舞弊罪难以界定 　　《刑法》第418条有“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以下简称招生徇私舞弊罪），该罪种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招收公务员、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关于招生徇私舞弊罪的犯罪主体、客体的认定，处罚及立案标准方面存在许多模糊或空白之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犯罪主体的认定不够明确。该罪种的犯罪主体无疑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那么教师、校长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按照原来的司法解释，刑法中所称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后来，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做出解释，校长和监考教师平时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时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于上述两个“补丁”解释是在《刑法》颁布多年后做出的，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就此问题长期争执不休。法律界专业人士对该罪犯罪主体的认识也不统一，圈外人更是莫衷一是。即便对犯罪主体的认定不存在争议，那么，除参与舞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外，对舞弊的考生、参与替考的在校大学生和其他社会人员就无法追究此罪，他们岂不是可以逍遥法外？ 　　第二，对犯罪客体的认定有大片空白。在我国目前举办的各类教育考试中，具有招生性质的考试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非招生类考试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等，都不属于招生徇私舞弊罪侵犯的客体，这使招生徇私舞弊罪对此无法界定。 　　第三，招生徇私舞弊罪的立案标准难以把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考试中参与舞弊是否构成“招生徇私舞弊罪”，关键在于情节是否严重。怎样才算情节严重？根据最高检的立案标准，如“因招收不合格的公务员、学生，导致被排挤的合格人员或者其亲属精神失常或者自杀的”，才予以立案。试想，如果在某项考试中甲县有考生因落榜自杀或精神失常，又如何判定与乙县参与同一考试的哪一个作弊考生有直接因果关系呢？因此，这个立案标准难以把握，不具备可操作性，其滞后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国家教育考试法要有“硬度” 　　由于当前教育考试无法律保障，使很多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得不到应有的惩处。普通高考舞弊呈多发态势，这固然与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考试诚信缺失、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有关，但根本的原因是无法可依，考试舞弊风险成本太低，使某些人产生了“不作弊没希望，作弊还有一线希望；作弊成功了幸福一辈子，逮住了难受一阵子”的侥幸心理。因此，国家教育考试立法势在必行。依法治考，严刑峻法，罚当其罪，罪刑相当，是根治考试舞弊最有效的途径。为此，我们建议在制定国家教育考试法时应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国家教育考试法》应具有很强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要根据考试类别，明确考试设置权限，确定考试性质，调整考试关系，规范考试行为，界定考试作弊，为各类教育考试确立基本的法律准则，为制定考试管理规则提供法律依据，平衡各考试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使权利与义务对等，犯罪与刑责相当，保护公民正当的考试权利，保障考试能公平公正和安全有序。 　　第二，考试舞弊犯罪绝不应该局限在渎职罪的范围内。在对犯罪主体的认定上，不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是其他社会人员，只要参与考试舞弊，都应当依法受到惩处，如此才能真正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理念。对犯罪客体的认定，也不应该局限在招生类考试，而应涵盖所有教育类考试。 　　第三，考试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任何国家的行政权力中都包含考试权，教育考试法应真正成为权威性强、程序正义、人人敬畏的一部“硬法”。 　　第四，考试主体的权利、义务要界定明确。考试主体包括考试机构、考试工作人员、考生，三者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均应依法享有法定的权利，又要切实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比如考生，依法享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