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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文明的转型与中国现代化 张恒山 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课程前言 王鲁湘：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收看《世纪大讲堂》。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也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状态。由于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的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相关的文化价值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而形成了文明的转型。 世界与中国的历史都曾面对文明的转型，然而在面对转型的选择时各国所走的道路却不尽相同，到底什么是文明的转型，文明转型中会有哪些路径的选择，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面对不断变化的文明世界，中国应走出一条怎样的转型之路，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世纪大讲堂》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张恒山教授来做客，为我们阐述《文明的转型与中国现代化》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欢迎张教授。 解说：张恒山，现任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95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其学术生涯开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场可以载入中国法学史册的本位之争，在这场争论中他提出“法的重心在于义务”这一命题，由此义务重心说，成为引导他在法理学的茫茫夜海中探索的一个光点。 近些年，他又致力于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完善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研究”，从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来看，张恒山的学术研究首先指向是法的形而上学，这是一个令人神往，却又极为艰难的研究领域。投身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或多或少要有老康德那样的类似殉道的精神，命中注定爱形而上学，人类真正的永恒的幸福都依赖于它。 王鲁湘：张教授您好，我们今天来谈的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文明转型，那么我们也了解到过去其实您的专业是法理学的研究，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您把这种研究的兴趣方向转到了这个文明以及文明转型上头？您的学术目标是什么？ 张恒山（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是这样的，首先非常高兴能来到我们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我的专业是研究法学，法理学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法律文化问题，而法律文化就涉及到中国当代的法律文化，中国当代法律文化很多人觉得很头疼，非常复杂，就是由于对当代法律文化的认识，使我转向关于世界文明的认识，因为法律它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你要解读这个文化的，这个转型的复杂性，就要有对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认识。 王鲁湘：也就是我们当时候提倡要建立一个法制社会，但是你突然发现一个法制社会其实是生长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上头的。 张恒山：对，因为中国这个法制，传统的法制是法律文化是产生于农耕文明文化，那么西方的当代这个文化呢，它是产生于商工文明的文化。 王鲁湘：对。 张恒山：我们当代的整个社会转型中间又大量地引入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法律制度，这就形成文化、法律在各方面的一系列的交织，形成一些矛盾和冲突。 王鲁湘：矛盾，对。 张恒山：对，这就是当代引起中国的法律，法律文化，以及包括其他许多问题的复杂性。 王鲁湘：关于文明我们知道定义很多，文化、文明的定义非常多，您是怎么来定义文明的？ 张恒山：对文明有许多是把它直接同文化等同的。 王鲁湘：对。 张恒山：我认为这个文明实际上不能简单等同于文化，文化更多强调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王鲁湘：对。 张恒山：那么我们讲的文明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发展状态，一种进步状态，它是区别于野蛮和蒙昧。那么所以这个文明状态实际上包括精神、物质、制度这几个层面的一个综合体。 王鲁湘：有一个定义我们经常说到的就是叫作现代文明，那么您觉得这个所谓的现代文明在历史上如果要划一个这个线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我们现代文明？ 张恒山：这个一般现在划线大约是从公元1500年，在这个线之前，一直到公元前五千年左右，这个一般在我们史学的文明史的研究都称为农业文明。从1500年以后，目前我们大部分史学书把它称为工业文明，而工业文明这个概念长期给东方国家带来一个误导，尤其给我们国家带来误导，以为我们的文明转型就是发展工业化、发展工业，这使得我们文明转型走了个大弯路的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上的误导，这个1500年是一个标志性的概念，不是一个绝对性的概念。 王鲁湘：对对对。 张恒山：它随着这个新航路的发现，新大陆的发现，这个世界贸易的展开，以及后来发生的工业革命。 王鲁湘：对。 张恒山：这个一系列要素的结合，后来逐渐发展成我们现在所说的用我的话就叫商工文明。 王鲁湘：商工文明。 张恒山：这个文明的特点就是包括九大要素，它是不同于农耕文明的，就是九大特点，一个是思维方式的理性化，第二是价值观念的人本化，第三是交换方式的市场化。 王鲁湘：市场化。 张恒山：第四是生产方式的工业化，第五是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