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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地悲剧理论适用边界探讨 　　摘要：长期以来产权经济学界存在一种“公地即悲剧”的倾向，试图将所有在“公地”领域发生的悲剧都用公地悲剧理论来解释，人为夸大了公地悲剧理论的适用范围与程度，并得出不恰当的政策建议。公地悲剧理论的适用边界应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有限进入式公地，而非开放进入式公地，才是现实中公地的主要形式，它们通常存在各种各样的管理制度，没有先验性的证据表明这类公地必然会导致悲剧；第二，公地悲剧理论将公地使用者高度简化为经济人，而这种假设本身是有争议的；第三，在行为成本未知或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下，即使是人类行为造成“公地”使用不当的悲剧，也不能用公地悲剧理论来解释；第四，囚徒困境只是公地博弈的一种解，但并不是唯一解。 　　关键词：公地悲剧；适用边界；开放进入式公地；有限进入式公地；无法进入式公地；经济人；行为成本；囚徒困境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4-0036-09 　　一、引言 　　自从1968年哈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公地悲剧》以来，“公地悲剧”思想迅速流行开来，并演变成一套正式的经济学理论，成为许多经典经济学教材的重要内容。“公地悲剧”理论的主要应用领域是与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诸如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物种多样性被破坏等。随着上述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该理论本身的地位也在迅速上升[1]，它的应用范围逐渐突破了传统的生态环境领域，比如有些学者将它运用于金融危机、国企改革、医药改革和高校过度举债问题等等。“公地悲剧”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汇。 　　然而，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地悲剧理论的应用，存在过度使用和误用这两个突出问题。其一，过度使用。它又包含两个层面：夸大公地悲剧理论的适用范围，人们倾向于将一切对公共资源（公地）使用过度的悲剧都用哈丁式的公地悲剧理论来解释，却忽视了有些资源即使不以“公地”的形式存在（比如“私地”，即私有财产），也有可能发生过度使用的悲剧；夸大公地悲剧的悲剧性程度，由于制度的广泛存在性，以及人类的利他性基因等，公地使用者具有保持合作的倾向，现实中的公地使用即使存在悲剧的一面，但未必都像公地悲剧理论所推断的那样具有“毁灭性”。其二，误用。公地悲剧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忽视这些假设对理论生搬硬套，就会对现实公共资源治理问题得出错误的结论和解决方案。比如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对公共资源治理问题开出的“药方”，就是主张将“私有化”或者“利维坦”作为走出公地悲剧的唯一方案，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对公地悲剧理论的误解和误用。 　　2009年奥斯特罗姆因证明“第三条道路”――社区自主组织与自主治理――在某些条件下可以避免“公地悲剧”，而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学者。尽管奥斯特罗姆及其追随者的研究成果构成了对公地悲剧理论的重大突破和挑战，但是学术界继续运用该理论解释具体现实问题的势头却依然很强劲，且有增无减。有趣的是，究竟公地悲剧理论的适用边界何在，却鲜有学者进行深入探究，这种情形对于国内研究现状而言尤其如此。因此从学理角度厘清公地悲剧理论的适用边界，是公共资源治理领域的一项重要与紧迫的任务。 　　本文将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探讨公地悲剧理论的适用边界：第一，广泛存在的制度压缩公地悲剧的适用空间；第二，有缺陷的人性假设压缩公地悲剧的适用空间；第三，人类认知局限性压缩公地悲剧的适用空间；第四，虽然囚徒困境是公地博弈的一种解，但不是唯一解。 　　二、广泛存在的制度压缩公地悲剧的适用空间 　　早期产权理论家们并未对公地进行具体分类（比如Gordon，1954[2]；Demsetz，1967[3]；Hardin，1968[4]），在他们的作品中“公地”往往就是开放进入式公地的同义语，从而得出“公地即悲剧”的结论，严重夸大了公地悲剧理论的适用范围和程度。事实上许多公地只是在一定范围（比如一个自然村落）内的人群才有权使用，对于该范围之外的人而言，它们其实是一种近似的排他性资源，而且公地使用者之间通常还存在一定的管理规则，这正是许多公共牧场和渔场等区域性“公共资源”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Smith，2008）[5]。 　　根据排他性强弱，理论上可以将公地划分为三类：开放进入式公地（open access commons）、有限进入式公地（limited access commons）和无法进入式公地（forbidden access commons）。完全开放进入式和无法进入式公地是两种极端的形式。对于开放进入式公地，大概只有以下情形才能与之相近：在缺乏国际合作的历史时期，大气、专属经济区以外的公海、外太空等。无法进入式公地则是“反公地”的极端形式，它会导致资源完全无法得到使用的终极“反公地悲剧”。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