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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原诗理论特色 　　摘 要：清代著名诗论家叶燮的《原诗》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系统而辩证的诗学理论著作，集中反映了叶燮对于我国古典文学理论研究的贡献，和以前的许多诗话著作相比，别开生面，自成体系，很有特色。本文拟就《原诗》的理论特色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个简要的分析：1.以“胸襟”为核心的严密理论体系；2.辩证思想的闪光；提倡创新、求变的开明的文学流变观。 　　关键词：叶燮；原诗；胸襟；辩证；求变 　　 　　叶燮，字星期，号己畦，人称横山先生，是清代著名的诗论家，所作《原诗》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系统而辩证的诗学理论著作，朱东润先生曾评价说：“清人之言诗者，未之能先也。”[1]它同时也是中国美学史上最重要的美学著作之一，和王夫之的美学体系一样，可以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种总结性著作。 　　《原诗》集中反映了叶燮对于我国古典文学理论研究的贡献，和以前的许多诗话著作相比，别开生面，自成体系，很有特色。本文拟就《原诗》的理论特色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一、以“胸襟”为核心的严密理论体系 　　叶燮在《原诗》中建立了一个“理”、“事”、“情”―“才”、“胆”、“识”“力”为中心的美学体系，这是一个相当严密的唯物主义美学体系，当代学者金克木认为叶燮的《原诗》“几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它不但全面、系统、深刻，而且将文学观与宇宙观合一”，“组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 [2] 　　在叶燮之前，最早的欧阳修《六一诗话》中就说：“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于是其后的诗话很多都沿着“资闲谈”的路线发展，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却缺少理论，不能一以是之，没有形成严密的逻辑性。而《原诗》共有四篇，分为内、外篇，其中又各有上、下篇之分。沈衍在《原诗叙》中说：“内篇标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3]虽然每一篇的侧重点不同，但合起来则成为既有理论探讨亦有批评实践的严密体系，从理论到实践，从文学的本原（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正变（文学的历史发展）到创作论中的形象思维等诸问题，以及其他具体的艺术批评实践，无不涉猎。恰如沈衍所言：“然自古总共宿将所以称诗之说，仅散见评价间，一支一节之常耳；未尝有创辟其识，综贯成一家言，出以砭其迷，开其悟。”[3] 　　笔者认为《原诗》所表现出的创作与诗歌发展两方面的理论建树，是通过“胸襟”而统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或者可以说，“胸襟”正是叶燮完密诗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所在。通观《原诗》全篇，叶燮并未对“胸襟”一语做出直接明确的阐释，但在《原诗.内篇上》指出：“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辩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并以杜甫作《乐游原》、王羲之作《兰亭序》为例，强调了“胸襟”与作品价值的关系，明确指出：“有是胸襟以为茎，而后可以为诗之。”可见，是否具备“胸襟”是能否跻身于作家之林，取得卓越成就的必备条件，是“胸襟”决定了作者成就的高下，有胸襟，则“无适不可”，无之则必将“为风雅所摈。”（《原诗.外篇上》） 　　总之，《原诗》之理论体系，绝非仅限于其创作论一端，而是以“胸襟”为核心，统摄了创作论与诗歌发展观两个主要部分。大致为“以盛衰正变”、“变能启盛”，明“胸襟”之用，以“才”、“胆”、“识”“力”充之，继而以“理”、“事”、“情”使之“发宣昭著”，最后存之于“自然之法”。“胸襟”既是扫除“古今盛衰正变之肤说”的有效工具，同时也是创作中表现“不可明言之理、事、情”的第一要素，构建起了《原诗》的整个理论体系。 　　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评道：“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的银河中，王夫之美学体系和叶燮美学体系这两颗巨大的恒星构成了光辉灿烂的双子星座。他们将永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所瞻仰。” 　　二、辩证思想的闪光 　　《原诗》是叶燮的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探讨诗歌艺术的著作，其中有着许多辩证的思想因素在闪光，这使他的美学思想也具有着重要的价值。不能说叶燮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但也至少他能辩证地看待文学史的“正变盛衰”，也辩证地论述了“气”与“理、事、情”在万物中的关系。 　　虽然叶燮也同意“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主也”的观点，但他能够超越于传统观点的地方在于他仍欲从这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含混境地中寻见出一种“名言所绝之理为主理”、“无是事之为凡事之所出”的理、事、情来。 　　叶燮在《原诗》中讨论了诗之本源，即艺术美的源泉问题。他说，“自开辟以来，天地之大，古今之变，万汇之酸，日星河岳，赋物象形，兵刑礼乐，饮食男女，于是发为文章，形为诗赋”。 　　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叶燮不为时俗所局限，不受腐孺所影响，他看到了事物都不是固定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