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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9-08 发布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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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俊雅 水墨神韵
在中国的青花瓷器生产史上,一共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元代,元青花的魅力贵在其原料,其创作的对称与严谨的画风。伦敦佳士得拍卖公司于2005年5月以140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2.3亿元)成交价拍出的“鬼谷出山图”青花罐代表了元一朝青花的魅力。第二次的高潮是在明永宣两朝,这一时期的成功离不开永乐大帝时期的郑和七下西洋,带回的苏麻离青给永宣两朝日益成熟的白胎上以永无可取代的青花色料之美,但这一朝的青花产品大部在引进国外原料的同时也广泛吸收了国外的文化与艺术,致使这一时期优秀的官窑青花制品在器型上标新立异,纹饰上也因中央的政策规范而雷同。相比之下,中国青花史上的第三次高潮――康雍时期,采用本土的青花原料和突出的水墨艺术,重视民窑创新,其成就实在是让人称赞。
笔者很喜欢康熙朝的青花瓷器,它们是古典青花艺术的精华。清新俊雅,富含蕴意,在清三代的青花中独具魅力。正如《陶雅》一书所言:“雍乾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窑。然则青花一类,康青虽不及明清之浓美者,亦可独步本朝矣。”这不是绝对的夸张,康熙朝的青花,其精美让人心动,水墨用色更使人震撼。无论在器型还是装饰纹样以及釉色配合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开拓与创新。
在我国传统中,竹象征气节,并有青士、绿玉等美称。竹纹,在中国古代的绘画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题材。用青花绘竹子,色彩简单,对比鲜明,具有水墨画竹的艺术效果。康熙朝青花的竹纹,是中国古代瓷绘竹纹艺术的一次飞跃发展,竹子不再仅仅是单纯的辅助纹饰,更形成了多种以竹为主体纹饰的青花艺术装饰。从青花竹纹的特点来看康熙的青花瓷,亦能顿感其“青花五彩”之意蕴、之俊美。
按照通常的分类,康熙瓷器分早中晚三期。康熙早期(1662―1680年)的竹纹并不是很完善,多由民窑生产,这一时期出现的竹纹,有相当一部分是与文人画相结合的,造型及画风尚有明末遗风。在一些青花绘竹林七贤、庭院仕女类器物上,多以丛竹为背景。竹干较为纤弱且不相交,多运用几竹相聚的画法,根处或以三点法绘以草衬托,用点和线的变化来表现明暗关系,俗称为“沙地”或者“梅花点”,这反映了在康熙青花瓷的创作中对版画的暗面处理技法的学习。竹叶比较单薄,多以“个”字或“介”字表现,这一类画法沿袭了明末崇祯年间的外销类青花笔筒上竹纹的画法。同时,这一时期的竹纹也结合传统的人物故事,如以《西厢记》等故事为主体纹饰的人物故事盘,竹纹作辅助纹,画风写意,竹干上分浓淡,竹叶往往一笔点染,成散射向下状,初期笔触较细,犹如鸡爪“个”字形态。另外何一部分多是出现在碗盘类器皿中,初具康熙青花的写实及分水特征,但层次感不强。一般来说,竹节较为粗短,竹叶稀疏,勾线填色不太严谨,青花的色泽比较单一,浓淡层次少,一般为民窑生产的内销大宗产品。
康熙中期(1680―1701年)的青花瓷器是康熙朝青花瓷器的代表。由于在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之后,从明朝末年开始的“官搭民烧”的做法形成一种固定的制度,官窑器大多数在御厂内完成制坯成型的工序,然后在民窑中搭烧。这一制度的实行,形成了官窑、民窑竞争的局面,使得民窑更加注重产品的质量和精细程度,在技法上吸收了官窑精工细做的经验。景德镇民窑青花产品,以大件的青花瓷产品为主,包括传统的梅瓶和创新发展的大方瓶,以及各类花觚、凤尾尊、棒槌瓶、观音尊等,同时也生产各类盘碗、罐等。此时的青花色泽开始出现浓淡深浅的变化,且呈色稳定,逐步发展为“青花五彩”。青花竹纹的绘画利用青花色料的成熟,结合传统墨竹画法,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康熙中期民窑瓷器上的竹纹在表现形式上,一方面仍以丛竹的形式强调竹子的整体隽秀美感,主要出现在一些大件的罐、梅瓶或方瓶上。表现的内容主要以传统的松竹梅、蕉石竹、竹雀等为主,但在绘画上,有所创新。它追求竹枝的摇曳变幻,竹叶较之明代尖细,四周散射式的图案式画法,更多表现了水墨竹绘艺术。竹叶整体向下,用笔饱满,以分水技法表现叶片的明暗对比关系,竹叶交错繁密,竹枝茂盛交叉,画面构图饱满,用笔有力。不乏俊雅之美。
另一方面,竹纹也广泛地出现在大方瓶的瓶颈至瓶口部位,或是凤尾尊、观音尊、壶等器型的主体纹饰之上,起辅助瓶身主体纹饰的作用。这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在晚明开始出现,康熙时被广泛运用,一直影响到清朝后期。绘竹基本采用写意手法,线条更为纤细俊雅,竹枝并非全然挺直,而是随器物的弧度,或瓶颈部形状变化呈弯曲不折、柔中带刚的摇曳姿态。同时,分水技术明显提高,青花釉料用色自如,艺术效果显著,虽用墨不多却清新俊雅。后期,笔触逐渐放开,更具墨竹绘画技法,竹枝竹叶的绘画上枝叶更趋繁密。
此时,竹纹还广泛地出现在民间的日用碗盘类器皿之上,除常见粗略的松竹梅、蕉竹外,还有一类单独的竹纹出现。但在竹纹的绘画上更加注重形态写实,单独的竹叶绘画上通常采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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