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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社会学研究两种方法启示 　　摘 要：法律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尤其注重研究方法的选择。不同的方法选择、不同的切入点有可能会导致对同一问题的结论大相径庭。区域比较的视角和生态的视角，前者着眼于比较量化分析，后者注重研究对象整体性及对象内部各要素相互关系。前者可使研究者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地研究一个问题；后者则让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有一个宏观整体的理解。 　　关键词：乡村视角；区域比较；生态视角 　　作为一门非常注重研究方法选择及田野调查的法律社会学科，研究方法的选择对研究结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乡村视角与区域比较的视角是一种能够发现问题深层本质、理解研究对象自身特殊性的研究方法；生态视角则借鉴了生物学上的生态系统理论，是从宏观角度研究问题的方法。我们必须首先宏观地，其次由浅入深地对问题展开研究，而这两种研究方法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启示。 　　一、《乡村江湖》中的研究方法启示 　　《乡村江湖》是作者陈柏峰对两湖平原“混混”的研究，通过对“混混”这一群体的研究，作者得出结论认为乡土逻辑已经衰弱。农村社会既不是处于依靠宗族治理的社会，又尚未形成现代化的法理社会，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状态。因此，农村社会“混混”横行，极大地影响了基层农村的社会秩序。 　　关于本书的研究方法，作者提到，一是村庄生活的视角；二是区域比较的视角。①本书大部分章节题目都是“XX与XX”的格式，这十分直接地表达出了作者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作者首先提出了一种所谓“乡土逻辑”的四个原则：情面原则、不走极端原则、歧视原则和乡情原则。论述了乡村“混混”对乡土逻辑的破坏，使得农村社会的灰色化。作者认为，农业税尚存的时期，乡村基层政府为了完成国家的税收、计划生育、殡葬制度改革等的任务，而默许“混混”的存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二者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在农业税取消后，乡村基层政府的税收任务已经不存在，且国家开始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开始了“资源下乡”。但是在这一“资源下乡”过程中，由于乡村混混的存在并截取了很多本应该是农民的利益，因而导致了农民对基层政府信任度的下降。同时，因为“资源下乡”，原本乡村基层政府与乡村“混混”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存在着被打破的可能，基层政府不再需要“混混”辅助税收缴纳。但事实却是相反：“官退”之后，往往不是“民进”，而是乡村混混与邪教组织的跟进。②资源下乡的增加不但没有增进基层政府的合法性，反而削弱了基层政府的合法性，基层政府陷入了乡村治理的内卷化。③至此，作者论述了由于乡村混混的存在，乡村治理开始灰色化和内卷化，混混作为一种取代了国家在农村的暴力而存在，破坏了乡村的治理秩序。另一方面，由于混混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基层政府的“默许”态度以及基层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考虑，混混作为一种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但又具有某种“合法性”的暴力一直存在于农村，对基层农村秩序的威胁和破坏日益加深。作者行文思路大致是先分别研究华北、华南以及华中农村社会的乡村混混现象，并做区域性的比较研究，得出乡村混混在华中农村对乡村秩序的破坏程度要大于华北和华南农村的结论。 　　总的来说，作者的这一研究方法，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研究方法，因为作为法律社会学的研究，首要的便是进行区域性的定性定量研究，得出一个区域性的结论，然后对多个区域也用同样的方法研究得出结论，最后将多个区域研究结果拿来做个比较，得出最后的结论。区域性的研究也只有通过比较才有意义，因为一个区域内的任何制度、文化等，若不与其他地区进行一个比较，便无法发现其特殊性和问题所在。 　　二、《割据的逻辑》中研究方法的启示 　　刘思达的《割据的逻辑》一书是对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作者运用的是法律社会学中的“生态分析”理论，作者认为法律系统中的行为主体和其他地方的行为主体一样，都进行着两种基本的互动过程：定界和交换。定界即一个社会行为主体试图界定它相对于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生态位置的文化过程。定界包括三种形式，即分界、合界和维界。交换式两个行为主体以相互奖励和效益为预期而对彼此实施的行为。交换包括协商交换和互惠交换。④基于此，作者将中国法律服务市场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律师在这一生态系统中进行着分界的过程，试图将自身与其市场竞争者区分开来，而那些鱼律师共存的五花八门的竞争者则进行着合界的过程，试图让自身显得和律师更为相似。而司法部和其他管理机关则用他们的管理权来维系这些职业之间的边界，当然，这些国家机关之间对于他们的行政管辖权也同样存在着定界的过程。所有这些定界过程的结果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上的法律职业者与国家的司法和行政官员之间对于金钱、人员和资源的交换。⑤作者将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划分为五个地域空间，即边疆（农村地区法律服务）、战场（城市个人法律服务）、高端（涉外法律服务）、后院（企业、政府与知识产权服务）和雷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