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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儒家伦理类信仰文化控制功能研究 　　【内容摘要】西汉中期之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家伦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对基层民众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儒家的忠孝伦理观渗透到民间信仰中，故而其所提倡的行为规范与准则便成为民间信仰发挥文化控制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儒家伦理类信仰在明确家庭尊卑长幼的名分、维护家庭和谐及自觉控制越轨行为、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文化控制作用。 　　【关 键 词】 汉代；儒家伦理；民间信仰；文化控制。 　　【作者简介】李秋香，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民俗文化、文化史等研究。 　　 　　民间信仰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在前国家时期，民间信仰对象的多属自发性的，是自然神而不是社会神。在国家出现后，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形态就给予其不断的持续性的影响。特别是在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到来，随着秦王朝在军事、政治上加强统一步伐的不断迈进，继之而来的汉王朝又在此基础上总结秦的经验教训，以更加强有力的措施，进一步将文化统一的趋向推向极致。西汉中期确立的独尊儒术是统治者推行大一统目标的重要手段，而以经学选官则为新儒学的普及打下了基础。经学成为仕进的敲门砖，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成为官员必备的品德，通过经术训练而升迁的各级官吏则顺理成章地在任职地承担起推行儒学的所谓教化之责。作为社会中下层的民众在主流文化的包围下，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日渐渗透下，他们的思想意识不受到任何影响是不可能的。而信仰作为民众思想观念之外在和内含的体现，在其发展中受到主流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是势不可挡的。儒家的忠孝伦理观渗透到民间信仰中，使其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即以儒出仕的官吏成为民众信仰的对象及世俗忠孝传说故事和孝感动天信仰在社会上的广泛流播。这种现象表明儒家所提倡的行为规范与准则已成为民间信仰发挥文化控制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 　　具体来说，汉代民间信仰中儒家伦理文化控制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家庭尊卑长幼的名分， 　　维护家庭和谐 　　 　　儒家伦理特别强调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父子、夫妻、男女之间的关系都必须符合“礼”。西汉中期，董仲舒在原始儒家学说的基础上，结合阴阳五行理论，形成了新的儒家伦理规范。《春秋繁露?五行对》云： 　　 　　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对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1] 　　 　　董仲舒针对河间献王的发问，即《孝经》所说的“孝为天经地义”是何意，做出了符合五行学说的解释。关于这一点，董在《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又说：“天有五行……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2] 　　经过儒学大家董仲舒的极力发挥，儒家关于孝道等的伦理学说被神化。神化后的儒家学说被统治者确定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不断借助政权的力量使儒学由上而下进行传播。夏增民结合卢云、周振鹤及王子今等先生的研究成果指出： 　　东汉时期，儒学开始自上而下的传播……由于政府的提倡与儒学教育体系的确立，自西汉至东汉，整个社会的上层人物，尤其是知识阶层，也普遍经历了一个儒学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他们的思想及价值观，是日趋倾向于儒学的理论范畴……在上层社会儒学化的同时，儒学也在向底层民间社会传播、浸润，底层的社会文化不断地被涵化，民间社会逐渐接受了儒家的思想……儒学的地理分布也较以前有更大的扩展……儒学思想涵盖了当时社会大部分的人群和地域……整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初步形成了[3]。 　　 　　总之，到东汉时期，统治阶层便通过各种渠道，以强有力且不失形象的教化手段，使儒学日渐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儒家的伦理道德特别是忠孝观念也逐渐被民众所认可，成为主导其行为规范的标准。这在民间信仰中多有反映。而忠孝伦理一旦内化为广大民众的规范，他们便以这一套伦理来看待自己、家庭成员、周边邻里及当地官吏的所作所为。对于符合这一规范要求的，民众们便加以称赞和效仿，对于不符合这一要求的，便进行谴责和惩治。对于家庭成员亦是如此，如孝妇传说、孝子故事和母告子不孝的案例等等都明确反映了广大社会成员对于子女应尽孝道之期待。而王祥等人的孝行在一定程度上对维护家庭的完整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在孝妇的传说故事里，尽管女主人公因丈夫早亡而过早守寡，且没有子女可以依赖去延续香火，但女主人作为家庭的一员竟毫无怨言地尽心奉养婆婆。婆婆过意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