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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有企业职务犯罪原因及防范建议 　　 摘 要:国有企业职务犯罪呈高发、多发态势,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与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放权让利”和产权所有者缺位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对企业经营者权力的高度集中是国企改革无法很好地解决以上两个问题的直接反映。要从根本上防范国企职务犯罪,就必须进行必要的权力制约,在实现权力制约的过程中,制度的执行力与领导干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两方面因素至关重要。 　　 关键词:国企 职务犯罪 防范 权力制约 制度执行力 　　 　　 1.综述 　　 中国古人有句话:“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纣为帝王,足以乱天下。”意思是说,即使像尧这样贤明的人,假如他是个普通老百姓,手里没有权力,也管不了几个人,干不了什么太大的好事;但是像商纣王这样品行不端的人,一旦当了帝王,手中有了无限的权力,就可以把天下搞得大乱。古人这句话,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权力的两重性,没有权力,好人也很难干出好事;有了权力,坏人就可以干出很多坏事。从古至今,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都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 　　 近年来,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案件不断被揭露出来,而且案件呈高发的趋势,从原国家电网总经理高严到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董事长李培英,从“每月交际费120万”的原中石化公司总经理、董事长陈同海到引发“核爆炸”的中纪委委员、中核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涉案人数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从这一系列发生在国企高管群体中的大案要案观察,再次说明了国企的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职务犯罪现象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国有企业也渐渐成为腐败多发高发的重灾区。这又让人们不得不问:国有企业怎么了,根治国企腐败的出路何在?。 　　 2.分析国企职务犯罪高发的原因 　　 (1)随着国家“放权让利”的国企改革推进,出现管理的暂时真空――政府对国企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权有所减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又显得滞后,导致国企呈多头管理又无人负责的局面; 　　 (2)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弱化了对国企管理者的监督,使得企业经营者能够运用其掌握的决策权,以侵害所有者权益为代价来实现个人或小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如国企管理层擅自为自己提薪,对工程招标、采购进行“变相指定”等等。 　　 但笔者认为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国企处于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地位,没有或者说无法引入市场竞争,客观上造成了企业内部依然存在类似政府部门的所谓行政审批权。而且,国企多是资金密集型企业,是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石,每年巨大的投入使国企的“掌门人”腰杆从来都是硬的,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能量惊人,这就是问题的核心。2009年底至今,已先后有多位民航高官要员落马,包括民航局原副局长宇仁录、民航局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张志忠、发改委民航处原处长匡新等。这些人腐败案发,大半与“航线时刻”审批有关。在这些案例中,首都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的两任董事长先后落马,已经将国企制度上的缺陷显露无疑了。 　　 在很多国有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往往是一人兼,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往往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即便管理者的权力有所分解,但往往也是管理者一个人说了算,分出去的权力实际上也掌握在管理者手中,因为名义上享有这些分出去权力的人并没有机会、没有条件甚至不敢行使自己的权力,特别是监督权。看一看我们的国有企业,有副经理不服从经理的吗,有监事会主席监督经理的吗?有纪委书记监督党委书记的吗?从上述被挖出来的“蛀虫”可以看出,在国企腐败的高危人群中,总是不同层面的“一把手”捷足先登,一再夺冠,屡屡创下贪腐重量级的惊天纪录。国有企业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一方面在容易引入竞争的领域实现了“国退民进”,但造成了相当大规模的下岗职工;另一方面,在一些自然垄断领域,不但没能引入竞争,反而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情况,通过改革进一步强化了“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地位,同时为了解决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又衍生出一大批依附主业的关联行业,近期甚至出现了国企收购上游供应商龙头企业,形成行业“超级航空母舰”的现象,国企在世界500强的位子也不断攀升。而这种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导实施的改革方式,实际上是沿用计划经济体制的行政手段推进市场取向的企业改革,具有明显的非法治性、非程序性、非透明性、非规范性的“人治”因素,加上改革方案与改革政策存在漏洞以及政治体制对官员(包括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监督机制与监督力度严重不到位,就为少数人以改革的名义钻空子、暗箱操作、通过合法的或非法的形势大肆鲸吞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以通过种种腐败行为化公为私为主要特征的“隐形私有化”。而实现这种“私有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更加集中、更加庞大的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长此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