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跑房户.docVIP

特殊的“跑房户” 　　2012年的春节，王爱苓是在国家图书馆度过的。 　　这个瘦弱而又精干的女人，近十年来的生活，是在“跑房子”中度过的。与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被强拆失房的上访户不同，她家的房子――北京魏家胡同31号院（今46号）依然矗立在原处，里面住的却是与她毫不相干的人。房子是自己的，却住不进去，因为她的房子有一个特殊的名字――代管产。 　　这是一个与中国特定历史阶段交织在一起的名字。 1956年华新民与其姐姐在无量大人胡同18号。 　　为了要回房子，王爱苓几乎研究了中共建政以来有关房产的各类政策法规条例，泡图书馆、找政府房管部门成了家常便饭。 　　而在北京，像王爱苓这样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与政府发生纠葛的特殊房主有3万余户。 　　魏家胡同31号院 　　魏家胡同31号院位于北京二环以内，它最初的主人曾经身份显赫。 　　新中国成立前，这里住着王爱苓丈夫刘小平的祖父刘润川一家。刘润川是国民党张学良部下第53军116师师长，1945年买下这个院落，大儿子刘占英被登记为房产的产权人。 　　1949年，新旧政权交替，刘润川受军令于新中国成立前夕携家眷随国民党去台，独留刘占英在上海。彼时，在大陆，几乎一夜之间，无数房产因主人的离开而成为空房。 　　1950年初，北京市政府发布处理城区无主房地暂行办法，将当年底仍无人办理登记及因证件不足未能登记的房产视为无主房产，并将其地址分批公告于《人民日报》，3个月内仍无人办理登记或者登记证件不足的，由地政局移送公逆产清管局代管，代管期限为3年，期满即列为公产。不过，相关布告也声明，领有国民政府地政局所发产权证明而现状、名义均无变更或未经转移的房产，不适用于该办法。王爱苓表示，她家的宅子便属此列。 　　魏家胡同31号院被公逆产清管局接管后，内三分局第八派出所搬了进来。“文革”中，刘占英被下放安徽农村，时代剧变的运动中，自身命运已是不由自主，房产等身外之物自然无暇顾及，刘占英一直以为，房产当年被接管后已经归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一项和平统一中国的战略决策，“一国两制”构想形成，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在中共中央1981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去台人员在祖国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中，明确提及解放初期由政府代管的去台人员城市私人房产问题，表示“在未决定解决办法前，如去台人员亲属要求继承产权，应按法律程序办理。如本人回来定居，要保证迅速发还，不得藉故推延”。 　　身为前国民党师长的刘润川和民革成员刘占英一时间成为重要的统战对象。上海统战部领导也多次慰问刘占英，并邀请刘润川回大陆定居。 　　1982年，王爱苓第一次走进魏家胡同31号院。新婚的夫妇到北京旅行，受刘占英委托，去看看过去几十年运动中毫无音讯的祖宅。找到宅院时，他们发现院子里住的全是陌生的面孔，据称是中国工商银行的职工。 　　刘占英于是向上海市统战部、民革主张北京的房屋产权，得到重视，二者很快与北京有关部门联系落实政策。1986年，北京东城区房管局确认产权归刘占英所有，并对房屋提出了三种处理方式：要么作价卖给政府，要么连同住户一同收下，要么等腾退。刘占英决定留下魏家胡同31号自住，等待腾退后发还，成为唯一的选择。但哪想这一等就又是10年。 　　漫长的等待 　　在等待腾退的漫长过程中，刘家不间断托北京的亲朋好友打听进展，开始时得到的答复总是“在腾退中”，到后来，房管局就再不理会，要求刘家直系亲属办理了委托前来。 　　10年之后的1996年，下岗在家的王爱苓正式接受公公刘占英的委托，到北京“跑房子”。彼时，她这种到处找各部门反映问题的行为还没被叫做“上访”。 　　她在北京市落私办（落实私房政策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东城区落私办之间跑来跑去，后又被告知“房子被没收了”。王爱苓云里雾里，去法院询问情况，法院告诉她，如果房子被没收，须有法院判决，但房管局却拿不出任何相关判决。 　　无奈，经刘占英打招呼，王爱苓找到了国务院参事张丰胄。张亲自致信北京市有关领导，希望催办此事，未果，又发公函给时任统战部部长的王兆国，后得王亲笔批示，要求北京市统战部“按中央的政策协调处理”。按王爱苓理解，所谓“中央的政策”，即国务院1983年发布的去台军政人员政策，依据该文件，刘家的房子属于代管房产中的自住房，“原自住房的产权人，如确需自住，应积极腾退”。 　　2000年，北京市国土局却在信函中答复王爱苓，1950年5月2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按无主房产公告代管，承认刘占英的房屋产权，但不发还原房。一怒之下，王爱苓以“行政不作为”为由，将北京市国土局和房管局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产权，办理产权证，但官司输掉，两次上诉也都被驳回。 1951年换自民国房地契的《房地产所有证》。 　　就这样，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