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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三次调整新制度主义分析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先后经历了三次调整。文章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在分析了专业目录调整的制度背景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办学自主权逐步下放的稍度环境要求高等学校调整专业目录，高校组织二元结构形式使高校具有寻求合法性机制保护的特征，最后，指出我国高校专业目录设置大致经历了遵从强迫机制、模仿机制和规范机制的历程。 　　[关键词]专业目录；高等学校；新制度主义 　　[作者简介]周群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05级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ICCS)2006级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周蓉辉，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科社专业2006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91；周文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07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8)01-0200-04 　　 　　一、20世纪80年代后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三次调整 　　 　　本文所指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三次调整分别以1987年、1993年和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颁布为准。我国的专业设置始于1952年。至1953年初，全国高校共设本科专业215种，1954年257种，1962年627种，1963年经国务院批准发布了《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和《高等学校绝密和机密专业目录》，共设专业510种。“文革”期间专业数目激增，到1980年，全国高等学校设置的专业已达到1039种，1982年又进一步增至1343种。由于缺乏法治和协调，专业设置中又出现了盲目性问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窄、乱、缺”状况，不能适应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不利于国家对高等教育进行必要的宏观管理，也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科专业的发展。为了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修订专业目录势在必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共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学科专业调整工作。第一次是从1982年开始，国家先后组织进行了文、理、工、农林、医药各科类本科专业目录的全面修订，历时5年，专业种数为671种。第二次是自1989年开始，通过修订，专业种数为504种，并于1993年7月颁布实施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第三次是从1997年开始，于1998年7月顺利完成，专业种数由504种调整到249种。2001年，教育部又下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若干原则意见》(简称“5号文件”)，对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要求，并特别指出要下放学科专业设置自主权。由此可见，我国高等学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调整在不断进行，一直没有间断过。 　　专业是高等学校与社会联系最紧密的纽带之一，高等教育的本质是专业教育，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都要围绕学科专业而展开，一所好的高校，必须重视专业设置和调整问题。没有合理的专业布局和完善的专业建设，学校的发展就会失去有力的依托，其他的建设与管理就会失去落脚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都十分重视学科专业结构及其调整问题。在我国，从宏观的范围来看，以专业建设、专业结构调整、专业布局规划为重要内容的教育改革正日渐深入；从微观的层面看，高校内部的专业发展规划、专业建设与调整等引起高校的高度重视。 　　 　　二、新制度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 　　 　　制度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并一直延续至今。早期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ek)在1949年发表的著作《TVA与基层结构》(TVA and Grass Roots，1949)中指出，组织的发展不能只根据其内部要求，同时也要考虑到对它与其环境所维持的那些关系的控制。塞尔兹尼克认为，在研究组织时要走出理性模式，要超越所谓的效率，超越组织本身，因为组织既不是一个简单的效率机器，也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它受它所处环境的影响。从此，制度学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更多的注意力研究组织之间的关系、组织和环境的关系。新制度学派指出，组织面对两种不同的环境，即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这两种环境对组织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有效率，按最大化原则来组织生产，而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legitimacy)的机制，采用那些在制度环境下“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形式是否有助于提高组织的运作效率。追求对技术环境的适应容易导致对制度环境的忽视；而对制度环境的适应又常常与组织内部生产过程争夺资源，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组织的相应对策正是造成组织趋同的原因所在。迪玛奇奥(DiMag-gio)和鲍威尔(Powell)认为有三个机制导致了制度的趋同性或者说组织形式、组织行为的趋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