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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 　　摘 要：本文将人力资本投资和居民收入作为相互影响的内生变量纳入联立方程组模型，采用中国1996-2014年农村和城镇分离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生育率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率的下降会通过增加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途径来提高居民收入，并且城镇的这种作用要大于农村，东部大于中西部，因而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但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则刚好相反。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等欠发达地区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投入，提高这些地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有效缩小城乡以及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关键词：生育率;人力资本投资;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10）-0018-06 　　一、引言 　　从2004年到2014年，中央“1号”文件连续锁定“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发展的瓶颈。而“三农”问题又集中表现为农村经济和农业的增长速度慢、农民增收难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目前我国城乡名义收入的绝对差值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万元，城乡收入比也从1982年的1.82上升到2014年的3.33。这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不仅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还会带来各种社会问题，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深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次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理论界关于发展中国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早期研究主要是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引入“制度分析工具”，认为不合理的制度对市场的扭曲是产生城乡收入差距及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如Krueger、Schiff和Valdes（1992），Lipton（1977）和Rates（1981），林毅夫、蔡?P和李周（1999），蔡?P和杨涛（2000），蔡继明（1998）、Shi（2002）以及Shi，Sicular和Zhao（2002），林光彬（2004）等。这种见解无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根据这种结论可以推断，随着不合理制度的逐渐消除、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要素流动性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应该趋于收敛。而当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事实却恰恰相反。因此，很多学者开始尝试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Becker和Barro（1988）、Becker，Muphy和Tamura（1990）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从家庭内部生育率内生决定的角度分析了家庭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构建了新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高生育率会提高未来消费的贴现率，降低父母对每一个孩子的利他程度，从而不利于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而生育率的下降则会提高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家庭内部生育率决策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互动机制可以作为解释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工具。郭剑雄（2005）认为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所导致的马尔萨斯稳态是当前农民增收难的根本原因。吕蔚起（2013）指出，生育率与子女人力资本投资量之间存在的负相关关系，导致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有较大区别，这更进一步造成农村发展滞后及城乡差距拉大。郭剑雄和吴佩（2006）运用中国1978-2003年的时序数据发现，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增大和城乡生育率差距的增大都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格兰杰原因。周绍东（2008）运用中国大陆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发现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投资强度之间存在逆向关系。宋奇成和苏城（2015）也发现，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扩大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张春楠、段升森和李莹莹（2010）指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实施城乡差别的生育率政策，提高城乡人力资本积累率。 　　学者们关于中国的实证研究虽然证实了城乡生育率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发现生育率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逆向关系，但是学者们并没有将生育率、人力资本投资和居民收入三者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分析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本文拟采用联立方程组技术分两步研究生育率、人力资本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方程将描述生育率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第二个方程将描述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的影响，从而构建“生育率→人力资本投资→城乡居民收入”的作用机制。 　　二、模型、数据和方法 　　（一）模型 　　本文在Becker和Barro（1988）、Becker，Muphy和Tamura（1990）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生育率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方程： 　　Hum=f（Birth，Incom，A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