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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视角中社区警务战略理念内核分析 　　摘要:社区警务战略作为西方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产物在中国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对该战略的理念内核缺乏深刻领悟;以市民社会理论为模型,从近代西方社会基本结构的变迁着手,通过对社区警务思想进行深刻的剖析与探究,可以揭示其理念内核,促成改革新的飞跃。 　　关键词:社区警务中国化;市民社会自治性;社区警务战略理念内核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3―0063―02 　　 　　所谓“理念”,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对某种事物的观点、看法和信念;警务改革中的理念就是对改革方向的基础性观念。在我国以社区警务战略为指针的新一轮警务改革继续推向深入的今天,有必要对社区警务战略的内在理念进行探析与研究,以便更好地掌握其精神内核与理论实质,促成改革新的飞跃。 　　 　　一、社区警务中国化及存在的问题 　　 　　社区警务思想作为西方警务改革的产物,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传入我国。二000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和二00二年年初全国公安派出所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社区警务战略正式成为我国新时期警务改革的指导性战略。 　　(一)社区警务中国化概览 　　在以往所谓“警察是打击犯罪的全能战士”的观点看来,警察作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专门力量,完全能够随着自身的专业化、现代化而成功地遏制犯罪现象,所以经历三次警务革命的警察组织成了高高在上的脱离市民阶层的“孤家寡人”。社区警务战略作为一种回归,要求警察重新回归市民社会,于是警力下沉、接触群众成为这一改革思路的直接表现。中国在推行社区警务战略过程中完全遵循了这一基本做法,具体的措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精简机关冗余人员使警力下沉。 　　2.将我国警察组织结构由金字塔结构向扁平结构转化。 　　3.在各社区设立社区警务室,并安排专职的社区民警。 　　(二)社区警务中国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自实施社区警务战略以来,我国各级公安机关积极顺应新形势,采取了以上述三种做法为普遍样式的改革措施,可以说这也是西方警务革命中的主要做法。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单纯的组织机构改革是社区警务改革的全部吗?或者说,人员的下沉、社区警务室的设立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切中社区警务战略的精神实质与理念内核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无法解释下列问题的出现: 　　1.“重打击、轻预防”的思想依旧存在 　　2.社区警务机关化倾向严重,警民关系淡漠。 　　3.民警在社区大包大揽,事无巨细。 　　如何使社区警务改革摆脱这一尴尬境地从而发挥其应有的巨大制度潜能呢?我们有必要回到“西学”扎根的土壤,看看社区警务理论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社会历史传统和理论根基,从而得出其理念内核,使我们从根源上把握这一先进的警务理论。 　　 　　二、社区警务思想的理念内核剖析 　　 　　(一)市民社会理论概述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据此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一定的社会结构形态对该时代的警务战略起决定性作用。以此为逻辑前提,接下来的论述可以被概括为分析西方社会结构的演进模式以及社会思潮的变革,找出由此决定的警务思想的理念根源。 　　应当说,市民社会思想具有现实存在性和理论建构性的双重特征。但无论作何解释,它在本质上是实证的,运用这套理论完全可以描述并解释近代西方社会基本结构的历史变迁。鉴于市民社会理论的多样性,我们拟采纳马克思的观点展开相关论述。 　　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所谓市民社会是指国家控制之外的一切社会经济安排、规则以及制度,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市民社会看作是政治国家的对立面。要深刻理解市民社会的演进过程,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市民:市民的概念在此处具有专属性,它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用法而被用来指代平等、自由的,具有独立人格的财产所有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市民作为独立的个体在很早就出现了,但是,徒有市民个体孤立地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却并不能影响到整体社会的结构,正如美国学者萨托利所说:对于希腊政治来说,将公共生活与私生活区分开来是闻所未闻的,甚至还会感到不可思议。对希腊人来说,“人”与“公民”的意思毫无二致,参与城邦的生活就等于“生活”。此番论述形象地说明“市民”虽然存在,但作为一个“阶层”的市民社会却并没有形成。“市民”们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左右政治国家。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前的漫长岁月中,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现实中是重合的,其具体表现为一元的社会结构:国家从市民社会中夺走了全部的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政治权力的影响无所不及,市民社会湮没在政治国家之中而无任何权力诉求而言,可以把这种状态概括为“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