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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公民诉求两种类型及其影响因素 　　【摘 要】 从公民诉求的产生原因、行为逻辑和表达过程来看，可将公民诉求分为吁请型和抗争型两种基本类型。而影响公民诉求的原因则来自政府自利性，行政执行力扭曲，社会网络碎片化等方面。因此，各级政府要从制度上确保公民诉求的实现。 　　【关键词】 公民诉求；类型；吁请；抗争；影响因素 　　 　　一、公民诉求的定义与重要性 　　公民诉求是指公民通过各种媒介向政府诉说，以求达到所期望的反应。它有别于政治心理层面的公民需求，因为公民诉求包含了具体的表达过程，公民或通过直接接触政府官员，或者通过信件、热线电话、政府网站，甚至借助新闻媒体和网络论坛的力量采取了切实反映自身需要的行动。公民诉求也不同于公众参与，后者更加强调公民对政策制定、实施过程的影响和介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民权力导向，而公民诉求基本上是以权利为本位的。 　　我们主要讨论的是针对基层政府的公民诉求，这样一种诉求是具体的，从子女上学到卫生环境、从房屋拆迁到土地征用不一而足。但总体上来说是基于物质利益的，因此很少诉诸抽象权利或意识形态；尽管有不满甚至会采取激烈的行为，但公民还是希望在体制框架之内使诉求问题得到解决。 　　公民诉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公民诉求能否得到有效回应直接影响了公民个体对政府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公民通过实际接触对政府产生心理感觉更加深刻和稳定；第二、特别是在基层社会，公民群体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非正式的交流网络，某一公民诉求得到的回应结果能够很快为他人所知，进而对更大范围内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产生影响。如果基层政府长期对各种公民诉求保持冷漠和排斥的态度，社会对政府的不满逐渐积聚，就会造成信任和合法性的流失；第三、公民诉求能否得到满足影响到公民能力感的养成。阿尔蒙德和维纳在对公民文化的研究中指出：当公民在主观上认为自己是有能力的，就更容易形成成熟的公民文化并且积极地参与到民主生活中［1］。 　　 　　二、公民诉求的两种基本类型 　　针对基层政府的公民诉求牵涉到各个方面，并且因人因事而异，但大致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基于公共管理和服务的吁请型诉求和针对政府不当行为的抗争型诉求。 　　1、吁请型诉求 　　公民出于生活和生产中的现实需要希望政府充分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提供基本公共安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和管理。 　　同城市社会相比，县乡社会的社会资源更加贫乏，人均收入和受教育水平不高，公民通过自组织、建立社区团体生产公共物品的可能性不高，因此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的广泛程度、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广大公民的生活质量和切身利益。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明确提出“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2］。基层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逐步增加，但调查显示，公民对县一级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仍然偏低，这既与长期以来政府投入不足的“历史欠账”有关，同时政府供给主导的服务模式也存在一定问题。公民最了解自身的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决策首先要建立在当地公民诉求的基础上。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公民意识到，向政府表达自身诉求维护自身利益是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但吁请型诉求本质上是成本导向的。除了少数“较真者”，大部分公民理性计算自身诉求得到满足需要付出的成本，随着成本的递增，公民表达吁请的热情会逐渐减少。特别当吁请所涉及的是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公民之间容易形成“集体行动的困境”，每一个公民都希望在不付出成本的情况下获得收益。 　　在基层社会，我们很容易发现越是涉及私人性质的诉求往往越能得到满足，而涉及公共利益的，哪怕是一点小事也容易成为痼疾。这和吁请型诉求的成本导向相关。当公民表达的诉求是私人事务时，他们愿意付出成本通过社会网络实现诉求进入政治系统的可能。此类事务不牵涉系统性的政策和原则，因此政府“内部人”会乐于“帮忙”，不但能够得到“好处”，也能使社会网络得到维持和巩固。而随着吁请型诉求涉及利益群体范围的扩大，诉求表达的形式也会发生变化。为了公共利益动用私人关系并不符合社会网络互动的日常原则，同时理性的个体也不愿为了公共利益承担过多的成本。 　　2、抗争型诉求 　　与吁请型诉求出于公民的自发不同，抗争型诉求是公民“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反应，诉求的目标往往与政府意愿相对立。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损害公民合法权益是引发抗争型诉求的常见原因。 　　 作为一种议题式维权，与政府决策的关联决定了抗争型诉求具有多发性和分散性的特点。政策示范引起的抗争型诉求涉及的公民仅仅是当地社会中很小的一部分；各个抗争事件之间在时间和地点分布上呈分散状，诉求主体之间难以建立互助性联系；因此抗争主体的公民与抗争对象――地方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就更加悬殊。另一方面，因为同类事件的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