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民间施粥式慈善救助事业发展困境及对策.docVIP

当代中国民间施粥式慈善救助事业发展困境及对策 　　摘要：本文对“施粥”的历史进行了梳理，运用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结合时代背景，提出了民间“施粥式”慈善救助事业在当今社会面临的三大困境：传统慈善意识的伦理困境、公信力不足困境、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欠缺困境。要想走出这些困境，需要培育现代慈善意识；需要政府转变观念，创新社会治理模式；需要改进与创新民间行善方式，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 　　关键词：民间慈善；施粥；慈善意识；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图分类号：D63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1―0120―0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迅速，成绩斐然，突出表现在民间慈善组织大量涌现，慈善组织的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社会的慈善意识增强，公民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逐步提高，社会慈善文化氛围大为改善；集结慈善资源的途径不断拓展，慈善捐助数量逐年增高等。[1]在现代慈善事业大发展的同时，传统的类似于“施粥”式的民间慈善救助行为也得到了复活与延续，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遭遇了新的困境。 　　当“传统”遭遇“现代”，我国民间“施粥式”慈善救助行为缘何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其面临何种困境，又该通过怎样的方式摆脱这些困境，值得我们进行深思和探讨。 　　一、“施粥”的历史起源及特色 　　施粥，是我国一项历史悠久的慈善传统，是一种古老而又原始的行善方式。其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而后为历朝历代所承袭延续，成为一种常设的赈灾救济机制。 　　《礼记?檀弓》：“齐大饥，黔熬为食于路，以待饥者而食之。”“公叔文子当卫国凶饥，为粥与国之饥者。”自此，施粥赈饥逐渐成为历代救灾的普遍良策。东汉时期，饥荒严重，当权者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施粥的诏令，两宋时期更有专门的施粥之法。金代时，施粥之法较之前代更趋完备、细致，施粥的时间、空间皆有固定，“粥厂”制度诞生。元、明、清时期，施粥之法推行得力，推行范围也进一步拓广。“清代，京都每年十月一日至次年三月三十日止，分五城设厂煮粥赈济。每城每天给十成梭米二石，柴薪银一两。各省城按京都五城东岳煮粥赈济办法。”[2] 据黄彭年《畿辅通志》所载，当时“粥厂分区林立，颇具规模”。 　　古代的“施粥式”慈善救助行为有如下特点： 　　其一，实施主体以政府为主，其颁布相应法律、法规，设立“粥厂”等官办组织，将施粥赈饥作为荒政的重要内容，依靠政府权威自上而下发动实行。 　　其二，宗教组织、少量富裕权贵人家为辅。基督教堂、寺庙、富裕人家有在饥荒时期、传统佳节期间布施穷人的传统。 　　其三，施粥目的主要是为了赈灾救济，其设立具有不固定性、应急性，太平年间少有施粥行为。直至清代，施粥已逐渐演变成常设机制，每日定点布施，其功能已由单纯的赈灾救济演变为日常的慈善救助。 　　其四，发展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施粥机制，如较为完善的法规政策、固定的机构人员。除此之外还发展出了一套较为具体的管理措施，如对施粥场所进行区域划分，男、女、乞丐、有病之人分开就食等。 　　其五，存在诸多弊端。施粥的推广范围有限，深受地方财政水平、交通水平的限制，在诸多偏远、贫穷的灾荒区域施散不广，造成受粥者并非真饿，而真饿者难以获得救助的局面；主持食粥者舞弊，克扣米粮或用霉变的陈粮进行替代，食品的质量与安全得不到保证，易造成疾病的传播与交叉感染等。 　　二、当代中国民间“施粥式”慈善救助事业的特点 　　当前我国民间的“施粥式”慈善救助事业主要是以“施粥”这一行为来形象指代民间个体与组织借用免费发放食物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免费提供特定服务，以使特定社会群体受益的慈善救助行为。其特点在于： 　　其一，主体为民间个体：“施粥式”慈善救助行为的实施者往往是普通的个体民众而非政府，辅以少量的宗教、社会团体。对大量案例进行分析后，笔者发现其主体大部分是个体工商户，按收入水平进行划分，该群体广泛集中于当地的中等偏上收入阶层。个体性又意味着行善行为的灵活性、多样性、随意性，较少受到法律与规章的束缚。 　　其二，“施”即意味着免费给予：“施粥”中的“施”字指出于同情或怜悯将财物送给他人。所谓“施粥式”的慈善行为，多指免费向受助人群发放物品或提供服务。 　　其三，“粥”即实物：此类慈善行为中，个体通常通过直接向受助者发放实物的方式来践行慈善事业。此类实物往往是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旨在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利；施善者身体力行，直接提供实物或服务，通常不通过政府、社会组织等中介途径来实现善行。 　　其四，施善者往往将救助对象设定为身边的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等，但在实践过程中，很难对受助者的身份进行有效甄别及排除。 　　以上个体“施粥式”慈善救助行为有着其独特的优势：其一，其救助对象可以覆盖政府、民间组织所照顾不到的角落；其二，可以让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