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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反复与反思000002 　　三、1953年4月―1956年：新闻批评日益艰难，力度和数量锐减，效果越发不理想 　　由于《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和后来中央的有关文件强调了批评中存在不够准确、不够真实等原因，把责任过多地集中到新闻媒体与新闻工作者身上，而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官僚主义者搞封建特权，压制和破坏新闻机构对于错误的揭露和批评。在“《宜山农民报》事件”后，中宣部在《复示》中明确规定同级党报“不能不经请示擅自在报纸上批评同级党委会，或利用报纸来进行自己与党委会的争论”，虽然同意广西省委宣传部的“同级党委委员个人，或同级党委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等是可以在报纸上直接批评的”意见，但由于《复示》核心话语是“不经请示不能擅自在报纸上批评同级党委”，而在人们的观念中实际上“同级党委委员个人或同级党委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代表“同级党委”，也就意味着是“同级党委”，所以也不可能批评“同级党委委员个人或同级党委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于是，我国的新闻批评呈现了这样的总趋势，一方面弱化对党政机关和社会公仆的公开批评，另一方面则把批评重点逐渐移向人民群众。 　　由于有了中宣部的《复示》和1954年《决议》中对新闻批评的严格限制和控制，《决议》又正式收回承诺给新闻媒体的批评自主裁量权，恢复刊前预审制，其结果是新闻批评越来越难以开展，且效果更加不理想。这里仍以《人民日报》为例，1953年至1956年该报每年批评报道的数量是：1953年1027篇、1954年210篇、1955年731篇、1956年937篇。[16]1954年《人民日报》批评稿的数量锐减，只及1953年的20%、1952年的12%。1955年虽有所上升，但也只及1952年1741篇的42%。这组数据表明，与建国初期前3年的批评报道数量相比，明显大幅下降。 　　四、建国初期我国批评报道本身存在的问题 　　从宏观层面上讲，建国初期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出现反复与曲折，这是因为当时开展的新闻批评报道本身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 　　（一）具有运动化和行政监督的色彩，强力推行，全国齐开展，有时形成刮风式监督 　　虽然当时中央在政策上要求开展“自下而上”的新闻批评，但在实际操作中，从中央到地方开展的是“自上而下”的新闻批评，具有运动式监督的痕迹，这种政府安排下的新闻监督，是行政监督的延伸和组成部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中国的新闻舆论监督不是独立的媒体力量和根据法律对政府进行监督，而是由政府控制的，根据当前政策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有管理的新闻舆论监督，在本质上乃是一种行政或领导监督。[17] 　　我国在政策和理论层面历来倡导“自下而上”的新闻舆论监督，但是由于我国是党管媒体，党报必然是党和政府的舆论工具，新闻媒体实际运行和开展的新闻舆论监督依然以“自上而下”的新闻舆论监督为主，是“站在政府机关等权力部门的角度对社会生活进行新闻舆论监督”，是行政、法律、党纪、人大监督的延伸，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舆论监督。 　　（二）一些做法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给报纸批评带来消极的影响 　　当时是以搞运动的形式来进行“三反”“五反”的，如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打老虎”（即抓贪污分子）之前，先给华东全区规定须打“大老虎”5000只，“中小老虎”20000只，然后规定各省“大虎”“中小虎”要各打多少只。毛泽东肯定了这一做法，要求各中央局和各省以华东局制订的计划为榜样，克服右倾主义，提高“打虎”预算（见《宣传通讯》1952年第7期）。其结果是层层加码，有的县分得的“老虎”指标，其贪污数额比该地的国民总收入还要多。这种按指标“打老虎”的做法，必然造成运动扩大化。与运动相配合的报纸批评，也出现了一些伤害无辜的严重错误。 　　（三）一些批评报道和评论语言尖刻、无限上纲 　　在“新三反”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左”的错误，有些报纸不管犯错误者的错误性质、程度如何，都给戴上一个“官僚主义严重”或“压制批评”的帽子而要求处理，常常把批评对象视为“死敌”。 　　以《宜山农民报》的社论为例，该社论存在着片面宣传《婚姻法》的错误观点和点名批评过多以及言辞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县委会形成了一个黑暗的小集团，你帮我离婚，我帮你离婚，互相包庇，互为打手”“当自下而上的批评初展开的时候，县委的真面目暴露出来了”“这些县委老爷们”等。 　　五、建国初期新闻舆论监督出现反复的原因与思考 　　建国初期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头没有开好，出现反复和曲折，难以开展，其主要原因是中央《决议》里这样认为：党委对于领导和支持报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得不够；党的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骄傲情绪和压制批评的现象，缺乏对批评特别是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报纸上发表的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