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森斯AGIL理论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启示.docVIP

帕森斯AGIL理论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启示 　　摘要:户籍制度改革的原因一个是非正义性,另一个是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视角下的功能不适应性。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借鉴理论中,资源控制理论、社会分层理论和制度结构理论虽然指出了传统户籍制度的不足,但它们并没有把户籍制度纳入到社会系统层面进行分析。帕森斯的AGIL理论可以在社会系统层面上为我们提供新视角并具有更实际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户籍制度;AGIL理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D631.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9―0103―02 　　 　　一、传统户籍制度改革的必然性 　　 　　户籍制度改革的必然性主要是非正义性与功能不适应性。非正义说源于社会政策的正义性原则。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将正义原则作为衡量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的原则之一。在户籍制度改革上学者们也坚持这种立场。有学者认为,现行的户籍制度与正义原则是有一定距离的,其非正义性表现为流动壁垒、先赋性和依附性以及二元待遇等,户籍制度的改革必须依据正义原则,在公民身份、户籍立法等方面进行改革[1]。 　　功能不适应说散见于学者们对户籍制度弊端的研究论述中,并可以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政治方面的弊端体现在选举权的城乡差异和自由迁徙权的限制。选举权的差异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第16条规定,“农村每个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城市居民”,即在选举权上,四个农村居民才顶得上一个城镇居民。自由迁徙权的限制表现在1954年宪法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但当时的《户口登记条例》第10条第2款却使得农村户口在事实上失去了自由迁徙的权利;1975年宪法去掉了对“自由迁徙权”的规定,此后宪法虽几经修改但都没有“自由迁徙权”的条文[2]。除此之外,“传统的户籍制度造成了人民在事实上的不平等”[3]。 　　经济方面的弊端体现在传统户籍制度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它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影响到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发挥,它不仅损害公平原则,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效率原则。其次,它延缓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并且使城乡贫富差距扩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逆城市化的功能与倾向[4]。最后,它造成了城乡经济权利的不平等,特别是就业的城乡分级和住房与医疗等国家福利制度的不平等[5]。 　　文化方面的弊端体现在受教育和文化成果共享方面的不平等。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方面的差别表现为学校硬件设施差、教学质量普遍偏低以及入读城市学校的“高门槛”。文化成果共享方面的差别主要是指城乡间的文化作品、社会文化供给能力上的差别。农村的文化艺术作品、图书资料的缺乏影响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5]。 　　 　　二、户籍制度改革的主流理论 　　 　　传统户籍制度改革的主流理论主要有资源控制论、社会分层论和制度结构论。三者各自从不同角度去回答了为什么要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但在如何进行改革方面三者都显得有些欠缺。 　　资源控制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为陆益龙。他将符号、社会差别、社会控制等社会学概念引入到对户籍制度的分析中,并把资源控制论定义为“对国家和权力进行反思的文化人类学理论”[1]。在布迪厄的“实践―场域”理论、福柯的“规训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基础上,他认为户籍制度体现了国家对权力的控制。 　　社会分层理论主要有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占有说、韦伯的三位一体说、伦斯基的分配制度动力说以及布劳的间接交换说等等。社会分层理论解释了传统户籍制度的非正义性和功能不适应性的具体原因,并且指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必然性。在社会分层理论中,近年来的公民身份理论为户籍改革的方向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公民身份理论认为,身份平等有利于政治民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户籍制度的改革首要目标就是建立一种身份平等的制度。 　　制度结构论借鉴了经济学的“二元经济模型”论和社会学的“城乡二元结构”论。“二元经济模型”论来源于刘易斯等人观点,他们认为,一国的社会生产部门可以划分为传统的农业生产部门和现代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部门;国家的发展是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国的学者进一步指出,由于国家战略的需要,中国的工业进程渐渐产生了“城乡二元结构”。在制度学派看来,社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技术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有效的制度保障,没有有效的制度保障就不可能有技术创新,而有效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确定个人的权利[1]。因此,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就得制定有效的制度保障,明确个人的权利。 　　 　　三、AGIL理论 　　 　　AGIL是帕森斯社会行动系统论中的四种功能模式。帕森斯认为社会行动系统包括人格、文化、行为有机和社会四个子系统,其中人格系统具有目标获取(Goal Attainment)功能,即系统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