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中的合作——未成年人特别程序下的检律关系-杭州人民检察院.DOCVIP

对抗中的合作 ——未成年人特别程序下的检律关系新探索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 郑蕾 施倩 作者简介：郑蕾，女，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副科长，杭州市西湖区梅灵北路8号施倩，女，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科员，杭州市西湖区梅灵北路8号 摘 要：新刑诉法重新塑造了控辩格局，检律关系在天然的对抗中逐渐融入合作而彼此促进。特别在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办理中，出于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考察帮教及预防再犯等多重目标，探索该特别程序下的新型检律关系成为检察官和律师共同关注的话题。 关键词：检律关系；未成年人特别程序；对抗；合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实现兼顾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作为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检律关系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回顾我国检律关系的历史，主要可分为律师缺位、检律失衡、检律对抗阶段等三个阶段：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前，政务院解散旧律师组织，停止律师活动，由“军管会”一体化行使侦查、起诉与审判职责，检律关系无从谈起；1979年《刑事诉讼法》虽然确立了律师地位，但律师在当时属于 回顾我国检律关系的历史，主要可分为律师缺位、检律失衡、检律对抗阶段等三个阶段：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前，政务院解散旧律师组织，停止律师活动，由“军管会”一体化行使侦查、起诉与审判职责，检律关系无从谈起；1979年《刑事诉讼法》虽然确立了律师地位，但律师在当时属于“国家法律工作人员”，检律双方力量悬殊、关系失衡；1996年《刑事诉讼法》参考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检律对抗成为检律关系的主要特征。 这一点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简称未检）案件的办理中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刑诉法专章设置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指定辩护、社会调查、犯罪记录封存等内容。刑诉法和《律师法》还将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延伸至侦查阶段。同时，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理念也在转变，不再以惩罚为首要目的,而代之以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预防再犯、帮教未成年人为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除司法办案和诉讼监督职能外,还承担着帮扶教育、预防犯罪等重要社会职能。 孙谦：《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载《检察日报》2016年1月18日第3版。这些改变都为检律 孙谦：《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载《检察日报》2016年1月18日第3版。 一、应然与嬗变--未检案件中新型检律关系的发展 （一）检律关系的原初基础：天然的对抗性 检律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权力制衡论 权力制衡论最初是由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在其著述的《政府论》中提出，其主张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外交权。尔后，孟德斯鸠在1748年《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分权学说，系统阐明了分权和制衡思想，提出三权分立学说。他认为，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和保证人民的自由，必须以权力来约束权力。与程序主体性理论 参见刘涛：《刑事诉讼主体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程序主体性理论，是作为人性尊严和人权保障理念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具体体现，其基本含义包括：相对于国家刑事司法机关而言，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是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主体，而不是国家机关单方面进行刑事诉讼程序处置或支配的客体。。现代刑事诉讼中，检察官和律师都属于必要的主体，在刑事诉讼中不可或缺。从刑事诉讼的三角结构模式来看，检察官与律师分属控辩双方，诉讼职责和角色定位 权力制衡论最初是由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在其著述的《政府论》中提出，其主张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外交权。尔后，孟德斯鸠在1748年《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分权学说，系统阐明了分权和制衡思想，提出三权分立学说。他认为，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和保证人民的自由，必须以权力来约束权力。 参见刘涛：《刑事诉讼主体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程序主体性理论，是作为人性尊严和人权保障理念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具体体现，其基本含义包括：相对于国家刑事司法机关而言，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是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主体，而不是国家机关单方面进行刑事诉讼程序处置或支配的客体。 和普通刑事案件一样，未检案件中检律关系的对抗性主要体现在强制措施的采取、审查结果的决定、定罪量刑的不同意见及传统观念中法庭上的针锋相对。这些对抗因素是制度设计的应然结果，正如詹姆斯·M·伯恩斯等人指出的那样，“没有一种已知的替代物，作为一种企及真相的手段，可在有效性和正当性方面与对抗制匹敌。” 詹姆斯·M·伯恩斯、杰克·W·佩尔塔森、托马斯·E 詹姆斯·M·伯恩斯、杰克·W·佩尔塔森、托马斯·E·克罗宁：《美国式民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