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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不断完善与民本思想广泛传播 　　[摘要]国家政权的尊崇与宣教、各种学派或教派的阐释与宣扬、政治思潮的激荡与播散、人际之间的互动与传承是民本思想广泛传播的主要动因。在帝制由确立走向鼎盛的演化阶段，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逐步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这种历史现象表明：许多著名学者做出的“君主专制兴，而民本思想衰”的判断与事实不符。 　　[关键词]帝制：民本思想；统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4-0015-06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核心内容。从西汉中期到隋朝统一，帝制处于由确立走向鼎盛的演化阶段。随着帝制的不断完善，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中，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逐步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本文着重分析民本思想广泛传播的主要动因及具体表现。 　　 　　一　政治性动因：国家政权的尊崇与宣教 　　 　　国家政权的尊崇与宣教是推动一种思想广泛传播的主要政治性动因。其基本特征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贯彻统治意志，弘扬官方学说，直接干预社会大众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向广大国民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政治价值。 　　在民本思想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历代统治者的自觉选择、大力扶植和积极倡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神化孔子，崇拜“五经”，使儒学经典化。历代皇帝大多尊孔崇儒，甚至为孔子崇拜和儒家经典崇拜染上信仰的色彩。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大多认为经典即圣人之作和王道载体，经典所言为人道常行乃至“大经大法”。《孝经?五行章》称“非圣人者无法”，为“大乱之道”。于是“圣”、“经”、“法”联结在一起，学术、信仰、价值、规范也因而交织在一起。“五经”中多有民本思想命题，相关的经学文献对此多有阐发，诸如《公羊传?隐公四年》的“重爱民命”，《谷梁传?桓公十四年》的“民者，君之本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的“百姓者卑贱而神”，《韩诗外传》卷四的“王者以百姓为天”等。经学与王权的结合不仅将圣人权威、经典权威与政治权威扭结在一起，而且使儒家的理想政治模式理论及其核心政治价值具备了行政规定性权威的属性。强化了孔子、经典、经学的权威性也就强化了儒家民本思想命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使之成为不容置疑、不得违背的政治准则。 　　二是坚持以经兴学，以经取士，使儒学官学化。在历代统治者的扶植下，经学成为主流学术，儒家经典成为各级学校教育的必读教材，读书做官的人大多为儒士。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普及，强化了儒学的社会基础。从文献记载看，涉及治国理民方略的帝王策问屡见不鲜，这也是儒家民本思想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例如，汉顺帝因“河南三辅大旱，五谷灾伤”，亲自求雨，并“特下策问”。尚书周举依据“万物之中，以人为贵。故圣人养之以君，成之以化”，批评皇帝“处唐虞之位，未行尧舜之政”。周举因此而得到召见和晋升。又如，从南朝齐武帝的《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的内容看，秀才对策多与重民政策有关。诸如如何避免“兼贫擅富”、“惊扰愚民”，如何实现“聚人”、“利民”、“民富”，如何“审刑德之原”，以减少冤民等。其中“农为政本”是重要的民本思想命题之一。 　　三是依据经典定制立法，治国议政，使儒学制度化。儒家经典成为朝堂议政的权威性论据，乃至以经议礼，据经制礼，“经义决狱”等，这势必导致儒学的制度化。其中，民本思想制度化的主要表现有：“天作君师”、“立君为民”等成为实行君主制度的主要理据；“天下归往”、“慈惠爱民”、“安民立政”等成为帝王尊号与谥法制度的重要理据；“天与人归”、“天心民欲”等成为君位继承制度的重要理据；“令顺民心”、“以民为鉴”等成为言路制度的主要理据；应答天谴的“禹汤罪己”、维新变法的“与民更始”等程式化的政治行为均以民本思想为主要理据；“设官为民”、“作民父母”等成为官僚制度的重要理据；“有功于民”、“化民成俗”、“以为万民”等成为国家祭祀制度的主要理据等。在历代文献中，记述上述现象的史料不胜枚举。 　　四是借助儒家经典，兴教化，移风俗，使儒学大众化。历代统治者依据儒家学说大力推行教化，向社会大众灌输儒家价值观。一旦儒学的主体框架和核心价值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儒家思想就从一种政治观念、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念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方式。这势必导致儒家教条弥漫于全社会并高悬于社会之上，乃至成为许多人的信仰。民本思想之所以经常出现在形形色色的人际互动中，特别是君臣互动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二　学术性动因：各种学派或教派的阐释与宣扬 　　 　　各种学派或教派的阐释与宣扬是推动一种思想广泛传播的主要学术性动因。其基本特征是：通过阐发政治学说，传授政治理念，灌输政治信仰，深刻影响弟子、信徒的政治意识。如果一种信条成为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