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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画学科研究范式及相关问题 　　中国岩画研究发展到21世纪，已俨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了，然而来自国内学术界质疑的声音和疑惑的目光仍绊羁着这门学科的发展，情况一如一个世纪前的欧美。这不能怪国内其他相关学术界，虽然我们可以将其习惯地解释为任何学科的独立都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的发展与积累。不过究其具体原因，应该是我国岩画研究发展的自身动力不足所致。而自身发展动力不足，恐怕与我们研究范式的阙如有关。 　　一 　　纵观中国学术史，贯穿两千年此起彼伏的是汉宋之争。所谓汉学，其发轫可以上溯到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倡导的研究古代典籍的方法，侧重于将古代典籍当作历史文献进行研究，注重利用文字的考据、训诂、辑补作为论据来注疏文本。东汉时的马融与郑玄将这个学派发展到巅峰，故又称“马郑之学”。 宋代兴起的“宋学”是与 “汉学”相对的一种学术概念，邓广铭将其定义为：“作为汉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乃是汉学所引起的一种反动”①。其宗旨在“微言大义”，注重经义阐述的“义理之学”，从而与汉学从理论、方法论到学术目的和学术路线等方面均形成对照。 　　历史进入到20世纪初，由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反封建主旨的强烈影响，中国学术主流所秉持的大旗，同样也是反封建主义，呼唤一个理性和批判的时代。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将其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反映在史学界的启蒙思潮，大致可以以三个史学家的思想作为代表：顾颉刚、王国维和傅斯年；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20世纪20年代短短十年间新史学思潮三个阶段的代表。 　　首先是疑古思潮。1923年，顾颉刚在其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便已透露出疑古思想的端倪，开始认为正史中所记载的中国古代历史实际上是一个战国秦汉以后出于政治的需要，由儒生“层累地造成”过程。顾颉刚的疑古思想给史学界带来的是一种颠覆性的认识与观念；而对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带来的则是一种理性精神和批判思维：“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国故”②。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了科学和非科学划分的证伪原则，他说非科学的本质不在于他的正确与否，而是在于它的不可证伪性，可证伪性是一个科学理论的必要属性③。尽管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并没有将证伪作为一种验证理论的方法来进行具体问题的研究，但将这种证伪精神带入历史研究中，无疑促使中国的古史研究趋于科学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证古。如果说顾颉刚的疑古思想是一种“破”，王国维的证古态度则是一种“立”。1925年，由王国维在其《古史新证?总论》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④”王国维的“证实”与顾颉刚的“证伪”看似对立的两个学派，但实则彼此呼应，相得益彰，极大地推动了上个世纪20年代新史学的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对中国古史研究科学性及其地位的确立，功莫大焉！所以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⑤”时至今日，学者们依然觉得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八十多年后仍值得我们阐述和发扬。⑥”认为只有考古学和历史学相结合才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⑦。 　　第三个阶段是傅斯年旨在古史重建的科学考古。作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和史语所创始人的傅斯年，多少年之后始终高擎反封建这面大旗。所以对待历史的态度，毫不例外地认为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已僵化不堪，或“流为琐碎，而不关弘旨；流为今文，而一往胡说。琐碎固是朴学，今文亦是家法，然其末流竟如此无聊也。⑧”他主张纯客观的科学研究，倡导科学的实证主义，认为这才是革弊图新，与时宜之的办法。1928年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谈到：“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⑨。傅斯年在北大讲授《史学方法导论》中更进一步地阐述了他有关历史研究的新思路：“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或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辞，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疏通的事业。⑩”他认为历史文献如《周礼》、《世本》等是间接史料；出土文献如甲骨钟鼎文、简牍等是直接史料，而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扩充，也就是对直接史料的发掘和发现和对间接材料的考订和辑补，所谓史学只是对史料的整理之学。分开来讲，对于历史研究而言，他注重史料的考订与辑补，认为近代史学即史料学；而考古学，则要贯彻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11”这样一条以田野工作为主的学术路线，通过发掘与发现来扩充史料。这意味着将历史的研究主要理解为史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