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ss（阶级）等一系列新型群体认同概念开始渗.PDF

【编者按】中华文化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源头和发展轨迹，在几千年演 变进程中逐步形成东亚文化体系和政治体系，形成以东亚大陆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天下”体系和以 “华夷之辨”为等级的差序格局，以儒家世界观与伦理思想为核心和极富包容性的中华文化也在不 断吸收来自外部文明元素（印度的佛教、中东的伊斯兰教、欧洲的基督教、草原萨满教等）的过程 中不断丰富起来。这一文明体系的政治伦理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伦理很不相 同，例如我们在欧洲、中东等古文明发源地就找不到“入主中原”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只能产生于 中华文明圈内，产生于“中原华夏”与“周边蛮夷”的政治互动之中。同时，这一文化圈中的“君 父-子民”“家-国”模式、“民本”“礼治”“仁孝”理念也不存在于其他文明的政治格局中。 但是自鸦片战争后，中华文明体系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工业商品倾销所摧毁，“nation （民族）”、“state （国家）”、“citizen （公民）”、“class （阶级）”等一系列新型群体认同概念开始渗 透进东亚地区，清朝和东亚各群体开始被西方人重新命名为“帝国”、“民族”、“部落”等等，并与 西方定义的“language 语言”（根据西方语言分类学）、“territory （领土）”、“sovereignty （主权）”、 “right of citizen （公民权）”等挂起钩来，并引入了新的社会运动类型如“民族独立”、“民主运动”、 “阶级革命”等等。在这两个文明体系和两大政治传统的交锋中，败下阵来的自然是东亚的传统， 走投无路的东亚精英们感到“救亡图存”也必须“脱亚入欧”，放下身段向西方列强学习。在这些 群体中，原来的文化积淀越深厚，这一文化和政治转型就越艰难。 但是，这些在近代被贴上“民族”标签的东亚各群体，非但没有像西欧国家那样迅速实现工业 化而称雄世界，在获得政治独立后反而陷入彼此之间无尽的对立与战火之中。“天下”不再，“差序” 无存。各政治实体内部各“民族”在外部势力和内部“民族启蒙”活动的互动中也出现了“独立运 动”和分裂主义倾向。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喊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团结救亡口号。但 是1949 年后，随着斯大林主义对新中国民族理论的垄断地位，中华民族被“识别”为56 个“民族”。 “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斯大林）成为公 认的“民族”定义和各“民族”要求本族成员必须具有的文化特质和认同规范，并且通过几十年“马 列主义民族理论教育”已深深渗透入几代人的精神世界。文化大革命后，革命年代的“阶级认同” 迅速淡化，56 个民族各自的“民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精英的核 心认同。在今天，无论是想要重新唤起“有教无类”、“和而不同”的古代族群认同与互动理念，还 是要想以西方“公民”身份来重新建构中华“民族国家”，似乎都是极难实现的政治目标。需要注 意的是，时代在变，不同时代的人的观念也不同，理解清末民国人物要注意他们的传统思维，理解 和展望21 世纪的一代要更加注意他们所接受的现代观念和国际通用话语。 但是，无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我们要付出多少艰辛、漫长和曲折的探索，为了中国的 13 亿各 族民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我们必须要走出一条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 的新路。这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所走过的完全不同的一条新路，因为它既根植于与世界其他国家完 全不同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土壤中，同时又深受世界思想思潮和现代话语体系的影响。 面对当前国内的族群矛盾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冲突，中国当代的历史学家们提出了“新天 下主义”的药方。有关的学术讨论虽然集中于历史学和哲学思想界，但是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者们 也需要给予关注，这些从中国古代智慧和历史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新思路，可为我们的思考提供 F SO O C I 一些启发。本期《通讯》向大家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