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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官造法必要性及其完善 　　在法律社会中，人们依凭法律而生活。法律划定了行为的界限，规定了行为的后果。人们普遍确信：法律是明确的、具体的，法律给每一个案件都提供了答案，法院的职责就是发现法律、宣告答案。然而，法律是否完整无缺、“天衣无缝”，对每一个行为都有明确的规定和惟一正确的答案？遇到下面的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一、“法官造法” 的现状 　　案情1：1995年3月8日晚7时许，贾国宇与家人及邻居在春海餐厅聚餐，，进餐中，燃气罐发生爆炸，致使贾国宇面部、双手烧伤，遗留面部及双手片状疤痕，对其容貌有明显的影响。对此贾国宇诉诸法院，除请求伤残培养外，另诉求精神抚慰金赔偿，获得法院支持，得到了10万元精神赔偿意义的残疾赔偿金。 　　案情2：1998年7月23日夜，衢州地区因暴雨山洪暴发，五里乡的两条驳船同时被洪水卷走，当船冲至下游江边时，船上的樊某、郑某某等3位民工高声呼救，惊醒了看护机动船的严某某、翁某某两村民。他俩先后四次冒着生命危险靠近遇险船只，终于在滔滔江水中将樊某等人救上岸。严某某、翁某某觉得在洪水中冒险救人，应该取得报酬，双方交涉无果，严、翁两人诉至法院，要求被救者支付报酬2000元。衢县法院对“救人索酬案”作出一审判决，由三被告向二位救人勇士支付施救费1335元，宣判后双方均服判。 　　类似于上述的案例还有很多，在“贾国宇诉北京国际气雾剂有限公司等人身损害赔偿”案之前，《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并没有建立人身伤害的抚慰金赔偿制度，因而不能发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全部功能。《消法》规定消费者在消费中遭受人身损害，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也为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提供了法律武器。贾国宇这一花季少女，烧伤致其毁容，其精神受到严重的伤害，必须给予抚慰与赔偿。法官根据审判需要便创造了新的规范。本案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责任司法解释提供了宝贵的审判实践经验。“救人索酬案”因其特殊性，从受理到判决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此案确立一个法律原则：“见义勇为者有权获得报酬”。我国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案给予高度评价 “法院的这一判决无论对法学还是对现实生活都有很大的意义。其一，它创设了一个规则，即在特殊危险的情况下，救助他人的人有权从获得受益人处得到报酬，受益人也有义务向救助者支付报酬。这一判决弥补了现行法律的不足。我想，在适当的时候，立法者或许会考虑将其立法。其二，这一判决对社会有利，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规则会鼓励人们主动去帮助在困境的人”。 　　二、“法官造法”的必要性 　　1、审判工作需要 　　“绝对的自由裁量主义使人民失去安全，并破坏法治的统一。而绝对的严格规则主义又使法律陷入僵化而不能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并牺牲了个别正义，因此，人民只得摆脱这两种极端主张而寻求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相结合之路。”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更多的追求法律的稳定性，立法者在立法时也是尽可能多的征集当时社会各阶层对法律草案的意见与建议，力求法律能尽善尽美。法律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其与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的某种脱轨，注定了法律不可能包罗万象。个案没有法律规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得以为“准绳”的法律依据没有了，法官以此拒绝审判吗？我国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各国法律中却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法国民法典》第4条写道：“审判员借口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审理者，得依拒绝审判罪追诉之。”即法官不得以没有法律规定为由拒绝审判案件。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法官若是怠于行使，就可能犯渎职罪。“法院是解决社会冲突与纠纷的最主要、最权威、最公正的机构，是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屏障，到法院诉讼是解决社会冲突与纠纷的最强有力、最常用的途径，法院审判的本质在于解决各种社会冲突与纠纷。所以，法官对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冲突和纠纷，本身就负有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没有法律规定，法官又不能拒绝裁判的情况下，法官就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这时候可否考虑建议立法机关制定相关法律呢？但“远水救不了近火”“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法院案件受审限限制，法官无法等待立法机关新制定的法律作为裁判的准绳，这时就需要审判本案的法官根据自己的审判经验和自由心证，用自己创设的规则来裁判本案。 　　“法官造法”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下下策。“对于法官来说，创制新的法律只是一种最后的手段，即当现行的实在法渊源或非实在法渊源不能给他以任何指导时或当有必要废除某个过时的先例时他所必须诉诸的一个最后手段。”法官遇到法律没有规定的案件时，只有在充分利用了习惯规则、类推适用、反对解释、目的性扩张和诚实信用原则等方法仍不能裁判时，才考虑创设一个规则来裁判本案。《瑞士民法典》第1条规定：“法官裁判案件，如果法律有规定，应当依据法律规定；没有规定时，如果有习惯规则，应当依据习惯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