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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情感行为性别对叙述以及叙述对性别影响 　　女性主义叙事学通常注重分析性别与叙述的关系，研究特定文化、历史语境中关于性别的假设对叙事形式的影响，不过，最近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开始关注叙事形式如何通过阅读行为影响读者本人的性别行为。这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探索性别意识展现方面进行的努力。本文将“行为”概念引入叙事文本的分析和阅读层面，揭示阅读某种具有明显性别倾向的叙事文本如何影响读者本人对于性别文化、性别身份的认同或拒绝。 　　[关键词]性别；叙事策略；情感/行为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1-0027-05 　　罗宾?沃霍尔-唐(Robyn Warhol-Down)，女，美国佛蒙特大学人文学院英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和19世纪英美文学；王丽亚 (1965―)，女，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小说、叙事理论。(北京 100081) 　　 　　女性主义叙事学分析性别与叙述的关系，研究特定文化、历史语境中关于性别的假设对叙事形式的影响。女性主义叙事学拒绝接受存在一种普遍的“妇女写作”，辨认那些与特定时间、地点内被认为属于女性或男性作家的叙事形式。某些被认为属于某个时期的男作家或女作家的文体、叙述手段也可能被与之相反性别的作家采用，这就会产生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叙事特征的文本。通过分析性别与叙事的影响，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人物(性别特征、典型人物、人物意识)、情节(主要情节、成规、故事结尾)、叙事过程(谁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向谁叙述)，这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特点。这些方面代表了文本的性别，反映了作者性别化的写作行为，或者反映了文化对男人、女人写作行为的规约。最近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开始从原先关注读者关于性别展现的阐释转向叙事形式如何影响读者本人的性别行为。我将首先描述女性叙事学研究者们在性别化的意识展现方面所作的努力，然后，我将讨论读者重复阅读某种性别化的叙事文本如何对读者本人的性别行为产生影响。首先，我将澄清“行为”一词在女性主义叙事学领域里的意义。 　　具有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女性主义从J. L.奥斯丁的话语行动理论中借用了行为概念，即，使所说内容得以实现的言语行为。为了将行为区别于“状态”，奥斯丁在“如何用词做事”中这样解释：具有施动作用的言语根本“不‘描述’、‘报道’或者证实任何事，不断言‘真或假’”，“言说一个句子是发出、或者部分发出了一个行为，这一点不能被描述为通常意义上的说了什么”。“我把这艘船命名为伊丽莎白女王”，或者“我现在宣布你们为夫妻”，依照奥斯丁的观点，这些话“不是为了描述我说话本身的行为，也不是为了陈述我即将要做的事：说话就是行为”。这样一个言说行为“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虚假的：我宣称这一行为本身了了分明，无可争辩”。当女性主义把性别称为“行为”时，她们是指奥斯汀关于“施动”的用法，而不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理论概念“行动”(performing)。在舞台或者银幕上，“行为”指做出某种动作，塑造一个无需与表演者“真正自我”相关的另一个“虚构”身份。然而，说到性别“行为”，女性主义理论家们的意思并非表示性别是一种假装或虚构的行为。个人的性别并不是指他/她是谁，而是指他/她做什么。正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言，任何人不具备“真实”或“先有”的性别，无论他/她的生理性别是什么。性别由一系列成分构成：手势、个人风格、言谈、服饰、脸部表情、情感、行为，并非由身体器官或生理决定。因此，当我说话时以某种方式挥动双手，当我倾听别人谈话时抬起眉头、点头，当我坐的时候翘着二郎腿，而不是两腿并拢将踝关节靠在一起，或者在说话结尾处抬高声音，似乎要提问，我就是在作出一系列属于21世纪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的性别行为。也就是说，这些特点构成了性别，而并非表述了性别。 　　依照这种把性别看作行为的观念，我将用两个例子来说明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者们如何分析性别对文本的影响。我以前的叙事研究主要集中在叙述者的性别、叙述者向受述人叙述过程中的性别含义、隐含受众、实际受众。今天我将讨论性别对聚焦的影响。 　　“聚焦”是叙事学研究领域用来描述小说家使用视角的方法，类似于电影研究中的“凝视”(gaze)。叙述中那个被描述为“看到”事件的人就是“聚焦人物”，查特曼称之为“过滤器”。第一位将这一做法规范为一种叙事成规的亨利?詹姆斯称之为“中心意识”。在第一人称叙述中，聚焦人物同时也是叙述者，通常以年幼时的角度观察。例如，《简?爱》的叙述者同时也是观察者：她以年幼时经历事件的角度讲述她的生活。这里产生的反讽源于叙述学家所说的“不协调”(dissonance)――叙述之我与经验之我在时间、距离、知识方面的差异，这给文本阐释增添了许多可能的意义。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