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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著作权保护立法完善 　　[内容摘要]我国法律对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的著作权保护，存在着诸如法律法规过于分散、标准不一；忽略了图书馆的公益性、没有赋予数字图书馆更多的特权：图书馆“合理使用”范围过小；邻接权种类过少，数据库没有作为单独的著作权客体予以保护；复制权的概念跟不上数字与网络环境的发展；“技术保护”的原则性规定过于粗糙等法律问题，影响了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和信息资源的利用，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完善建议。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著作权保护；法律。 　　[作者简介]肖陆平，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图书馆馆长，高级讲师，法律硕士，主要从事知识产权法学研究。 　　 　　一、我国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著作权保护存在的法律问题 　　 　　1　我国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法规比较分散，标准不统一。近年来我国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法律修正案或法规和部门规章，如全国人大制定的《著作权法》、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信息产业部和国家版权局联合出台的《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等。由于其渊源不同，他们的法律效力各不相同。有些部门法规的法律效力较低、范围有限，有些内容重复、缺乏创新，甚至存在相互矛盾或标准不统一的现象。 　　2　《著作权法》忽略了图书馆的公共产品属性，没有赋予数字图书馆更多的特权。图书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资源所从事的服务一般都是一种公益性活动(商业性图书馆除外)。纯粹的公益性数字图书馆的服务行为不以营利为目的。著作权法把图书馆界定为一般的用户，既不利于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因此势必影响图书馆数字化服务，也将影响整个网络资源的建设。而在美国数字化版权法案中，非赢利的数字化图书馆等机构是例外规定中的豁免对象。 　　3　《著作权法》对邻接权种类规定过少，数据库得不到有效保护。我国修订的《著作权法》中只有四类邻接权，即表演者权、录制者权、广播组织和版式设计权，其数量较发达国家少得多，邻接权种类过少会给司法实践和著作权体系的协调性带来严重问题：必然会导致独创性标准在不同的案例中时高时低，以至于产生混乱。 　　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数据库可以看作是汇编作品。对于汇编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散见于《著作权法》第十四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由于我国缺乏保护无独创性数据库的邻接权或其他法律机制，一旦诸如“法律数据库”和“期刊论文数据库”独创性极低的数据库被他人擅自进行商业性利用，法院只能从数据库制作者收集和编排方式中寻找一点点“独创性”加以认定，以使数据库能够作为汇编作品受到保护。而这实际上将使我国《著作权法》对汇编作品的独创性要求形同虚设。 　　4　《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使用的限制无法满足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与使用需要。按照国家版权局《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中第二条对“数字化”法律性质的解释以及《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八款的规定，图书馆对数字化作品合理使用的权利仅限于为了陈列或保存的需要对本馆收藏的著作权作品进行数字化复制，而出于其它目的的数字化和复制都将被禁止。由于数字化图书馆绝大多数的复制行为并非“保存馆藏”版本，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网络传播信息资源，达到资源共享。因此，不符合上述“合理使用”规定的情形。因此，现行的《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制度，无法满足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与法律赋予的社会使命的需要。 　　5　《著作权法》中“复制权”概念明显滞后于网络与数字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款规定：“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但其中对受控行为并未进行穷尽式例举。数字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在光盘塔或因特网上传播的过程中，也会有一系列的“复制”行为产生。这些“复制”既可以是永久性地复制。也可以是暂时复制，致使原来需花费相当精力、财力和时间的复制和传播可以在瞬间以便捷和廉价的方式轻松实现。这种新的数字化复制无论是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有传统复制无可比拟的优势。那么，上述“复制行为”否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呢?现行的著作权法已经不能界定了。 　　6　著作权法关于“技术措施”的原则性规定显得粗糙，不利于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著作权保护。《著作权法》在第四十七条增加了保护“技术措施”的原则性规定：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象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构成侵权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仔细研究发现，与外国的立法相比，这条规定仍然显得粗造。而且将故意避开或破坏技术措施的行为界定为“侵权行为”也是较为独特的。 　　 　　二、我国数字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