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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特征及风险分析 　　摘要：为探索中国旅游景区经营机制的改革方向，通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五个旅游景区的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得到各模式的共同特征和各自面临的风险，认为旅游景区的分级管理应该是治理模式的改革方向。 　　关键词：旅游景区；治理模式；风险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8)04―0144―05 　　 　　旅游景区是旅游业的核心，是人们想去一个地方旅行的动机(Swarbrooke，2000)。从需求的角度看，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游客对景区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一流的资源，二流的管理，三流的服务”是对我国旅游景区现状的一个概括，旅游景区作为我国旅游业新的“瓶颈”问题也随之产生。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以自然景观和文物资源等公共资源为依托的旅游景区，这些旅游景区因为具有经营垄断性、目标多重性、资源不可再生性的共同特点而成为上述问题的发生主体，同时也是我国旅游景区产品的主要供给者，更是未来推动我国旅游业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核心动力。 　　 　　一、有关表征问题的综述 　　 　　首先是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管理，政府主导功能被弱化的问题。目前，我国旅游景区宏观管理格局的突出问题是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管理。我国的各类旅游景区分别隶属于多达12个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实践中，各个部门出于专业管理或者利益的需要，经常会发生掣肘或扯皮的现象。其次，旅游景区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现象普遍。王兴斌(1999)认为，在许多旅游景区中，由于条块分割和政、企、事不分，政府机关的衙门作风与旧国营企业的各种弊端兼而有之。第三，资源破坏，环境恶化。一方面是景区经营管理者的直接破坏；另一方面，是由于旅游景区容量过度超载产生的间接破坏和影响。第四，公共资源类的旅游景区准公共产品的性质还未形成，旅游景区门票价格“涨声一片”。凭借其资源的垄断性，绝大多数旅游景区门票价格只升不降。与欧洲和美国等旅游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资源类旅游景区的过度商业化现象严重。 　　魏小安(2005)将旅游景区的问题总结概括为：一是体制混乱，二是情况复杂，三是功能交织，四是变化迅速，五是利益纠葛，六是文人代言。本文认为，目前旅游景区经营管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性。其核心是经济利益的重新分割问题，也即以何种制度安排来解决政府(中央和地方)、社区居民、旅游者等各方面利益的问题。在我国旅游业独特的发展背景下，这种制度设计和安排就演变成为各种治理模式。 　　 　　二、旅游景区治理的五种模式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地区在发展地方旅游业时。先后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发展模式，其中以整体租赁著名的碧峰峡模式、以包装上市为特征的黄山模式、以股份制融资开发为手段的富春江模式、以建立旅游经济开发区为发展方式的净月潭模式和以国有独资集团公司为治理方式的陕西旅游集团公司模式(以下简称五大模式)。本文用图1、图2、图3和图4分别对比较复杂的治理模式进行说明。 　　比较分析上图的内容，我国旅游景区的治理过程表现出五个明显特征： 　　特征之一：从模式产生的地域来看，除陕西以外，各模式都处于传统的非热点旅游地区。传统的旅游热点地区包括：北京、陕西西安、广西桂林、上海等地区。这些地区是在我国旅游业发展初期，国家采取优先发展入境旅游政策的推动下产生的，是我国传统观光产品的代表。这一特征表现也符合所谓的“蛋壳理论”，即一种新治理模式的产生总是要冲破重重阻力(蛋壳)，阻力最小、蛋壳最薄的地方才能够产生新的治理模式。由于非热点旅游地区既有的利益机制还未形成，因此改革阻力较小而发展动力较大。 　　特征之二：从产生的时间来看，都处于我国国内旅游迅猛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10余年时间，是我国国内旅游市场的冰冻时期。这一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国家优先发展入境旅游、限制国内旅游的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偏低有关。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旅游市场需求迅速启动，旅游收入以年均19.1％的速度增长，旅游人次数以年均10.7％速度增长，其增长幅度远远高于入境旅游。 　　特征之三：各模式的治理主体都由“地方政府+旅游公司”构成。有所不同的是，宏观治理主体和微观治理主体之间界限的清晰程度不同。有的模式两个主体之间的界限比较清楚，表现为两个治理主体两套机构，例如碧峰峡模式和陕西旅游集团模式；有的模式两个主体之间界限模糊，表现为宏观治理主体实质性地介入微观治理主体，甚至两者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例如净月潭模式和黄山模式。 　　特征之四：旅游景区的治理模式表现为两种基本类型：点式治理和面式治理。其中碧峰峡模式、黄山模式、富春江模式和净月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