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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旅游资源产权辨析与制度安排 　　我国对旅游资源产权的规定主要通过法律集中在“物”的形式上。现有的法权规定并不能很好地达到经济效果，而对非物质性旅游资源产权规定的缺失更是降低了景区的价值，给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产权的功能在于引导建立各种激励机制。本文认为，依据产权工具区分不同产权属性的旅游资源，并依此重建旅游资源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促进我国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产权；旅游资源；产权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4-0084-04 　　李志勇(1970―)，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旅游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学。(四川成都 610064)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规模不断扩大，旅游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但是，随着旅游业日益蓬勃的发展，由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造成的环境污染和拥挤以及由传统管理体制造成的部门利益对抗整体利益等系列问题日益突出。对此，本文认为，明晰旅游资源及其分类，并根据不同旅游资源的不同特性采用不同的管理体制，是提高旅游资源效率、促进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事实上，关于旅游资源的定义与分类，已有很多学者作了定义与区分[1](P155-156)。但是由于观察分析的视角不同，这些研究之间存在明显的争论与差异。鉴于产权所具有的激励功能，我们将以产权为工具，重新区分不同产权属性的旅游资源，并依此重建旅游资源的管理和运行机制。 　　 　　一、我国旅游资源产权存在的问题 　　(一)法权安排的非对称性 　　我国规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都属于旅游资源[2]。目前，我国涉及旅游资源产权安排的法律条文比较多，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根据旅游资源的地域分布及特点，国家将旅游资源的使用管理权转让或分解给其下属单位或部门；在旅游区域规划下，可以采用独资、合资等形式取得旅游资源开发工程产权；旅游资源的经营权则由国家设置的单位或开发公司，在具备营运权能的条件下，具体组织、运用旅游产品的经营权益。显然，这种以法律形式表现出的产权安排主要针对的是“物”，保障的是“物”的法权主体的基本利益。我国至今并没有在法律上针对旅游资源中的非物质性人文资源主体的权利、义务、开发、利用与保护方式等问题做出有针对性的明确规定，以至出现了产权“真空”，即：在旅游资源产权规定上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性。 　　(二)代理人“越位”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国家拥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各级政府拥有管理权，企事业单位根据合作方式的不同分别拥有不同的经营权。这就是说，根据该资源的国有产权属性，代表国家行使国有产权的法人或自然人均不能对国有资产声明所有权，而且除了国家外，其他任何组织、个人或团体均不能提出对国有资产的剩余索取权。由于国有产权必然要求国家权力执行机构代为行使，所以上述规定不但赋予了相关政府部门对物质性旅游资源的管理权和经营权，而且包括收益权和使用权。根据理性人假设，政府官员受自身考核指标以及其他利益影响，为了“政绩”，往往采取急功近利的机会主义行为，比如不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盲目接待超过承载量的游客。相关政府部门社会责任的弱化不但忽略了国家应承担的社会价值最大化原则，造成对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破坏，而且由于各种规划决策来自代理机构，不同的机关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都扩大本部门利益，最终导致国有资源的低效利用。 　　(三)现有产权约束范围有限 　　虽然我国法律对旅游所涉及的“物”强调很多，但是对游客的规定却主要依靠其自觉性。在许多景区，只要购买了门票，每个游客对自然资源就不存在排他性和对抗性消费。也就是说，游客只要进入景区就对旅游资源拥有了暂时性的、准社团性质的使用权，其为所欲为的结果非常容易导致“公共地悲剧”。[3] 　　(四)非物质产权主体行为目标短期化 　　提供农家乐式的乡村休闲游、少数民族地区的风情游以及其他文化游等风情、休闲式服务的主体，是景区内的原住民或其他自然人。这些服务完全依赖于相关主体特殊的经历、生活习俗以及个人的“创造力”，属于“主动性”的资产。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尚未对相关非物质资源的产权安排做出明确的、有针对性的规定，这使得他们缺乏兴趣搜集具有开发价值的市场信号，也没有动力加大对“主动资产”的投资，以累积其价值存量，甚至对于这些特色资源会产生内在的抵触情绪。非物质产权主体激励的缺乏和“理性人”的前提相结合，导致了以下消极后果：一是旅游业的人力资源整体素质偏低。以导游人员为例，为了经济利益他们很少有动力和压力增加自身投入，更提不到有所创新，只能提供“鹦鹉学舌”式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