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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转型期分配不公成因分析 　　[摘要] 关于我国转型期分配不公的成因,很多学者认为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是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破除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结果,对此笔者不能认同。笔者认为我国转型期分配不公是由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导致的,具体来说包括自然资源和区位因素、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因素、社会转型期的政策漏洞因素以及教育分配不公的因素等等。 　　[关键词] 转型期分配不公成因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经济全面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随着中国分配方式、结构、机制、体制等的根本性变化,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传统公平观已基本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提高效率、促进增长、形成差距的公平观。然而现在,人们在享受较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却对目前的收入状况表现出越来越不满的趋势,并引发社会群体间的矛盾与摩擦,导致对转型期收入分配制度的诸多激烈争论甚至是愤慈的情绪。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不得不反思:我国目前的分配问题出在哪里?只有理清了我国转型期分配不公的成因,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分配正义目标,以更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 　　关于收入差距扩大形成的原因,很多学者解释为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破除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具体体现,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如果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层面的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结论过于简单化了。 　　第一,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改革开放本身的正面效应。差距的形式往往与一些不正常的分配现象联系:寻租活动扩大了收入的差距,是形成高收入阶层的重要因素;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都同内部控制有关;各种垄断行为,包括部门垄断、行业垄断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平等增加的原因。国家计委经济所在分析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后,得出的结论证实了这点:“并不是体制变迁的所有因素都扩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相反有序变化中的若干因素还缩小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因此,把收入差距的扩大归罪于经济改革本身是不合理的。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所有无序变化的因素都扩大了收入的差距,这种无序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或成本。”① 　　第二,目前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也不是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的结果。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企业内部则仍然盛行平均主义。这就表明,城镇职工收入变化是以单位为本位的集团竞争的结果,而不是劳动者之间个人能力较量的结果,因此,这种竞争是在起点不平等基础上展开的,这样的竞争无论使职工收入差距由于企业效益的好坏而拉开,还是由于接下去竞相攀比使之缩小,都缺少合理性,都有不同程度地以国有资产的流失为前提。 　　第三,勤奋劳动、守法经营也并非是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主导因素。分配不公的问题“不是出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而是出在市场前权力分配作用下的资源配置中。在这十多年积累财富的前几轮竞赛中,得利最大的就是在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部门和企业这两大科层组织中少部分掌握实权者”。在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中出现了一个不是勤劳致富、合法经营的富有者―暴富群体,利用体制更替缝隙和价格双轨运行的空子,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大发不义之财。目前的非法收入集中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从与权力有关的渠道获得;二是从与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混乱的渠道获得。近年来,这两种渠道有扩大的趋势,从事非法活动获取暴利的人呈上升态势,这些人的暴利收入加剧了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那么造成我国目前分配不公的成因究竟是什么呢? 　　1、自然资源和区位因素。 　　我国的自然资源虽然是较为丰富的,但是人均占有量却是低水平的。自然资源的相对不足、分布不均和生态条件的相差悬殊,是中国地域性贫富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中国自然与生态条件,东部优于西部,南方优于北方,沿海优于内陆。从区位上看,东中西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格局是在长期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交通发达,与海外航运便捷,城市密布,是发展经济的最佳区位。但是东部地区的社会资源如交通、城市化水平、通信、文化教育水平等却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东部地区的人口也较中、西部地区稠密,劳动力文化教育水平、素质也较高。这种资源的分布不均导致的收入分配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明显差距,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考虑到西部地区的艰苦与落后,国家对西部地区实行了较高的工资标准,使得其工资水平较中、西部地区为高。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迅速打破了三大地区原有的计划发展和利益格局,东部地区以各种优势的利用和发挥,以中、西部无法企及的速度迅速发展,从而大大提高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形成了发展的良性循环。 　　2、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因素。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所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建立在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高度的精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