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是最严峻的挑战-FAO.DOCVIP

PAGE PAGE 23 CFS:2004/Inf.11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第三十届会议 2004年9月20－23日，罗马 粮安委关于粮食安全的荣誉演讲 绿色革命：一项未完成的使命 Norman E. Borlaug1 世川非洲协会主席，197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和 Christopher Dowswell 1 世川非洲协会主席，197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世川非洲协会交流部主任 引 言 将近33年以前的1971年11月，我有幸拜访了粮农组织并做了麦克杜格尔纪念演讲，缅怀粮农组织的缔造者之一、已故的弗兰克?理杰特?麦克杜格尔博士，纪念他对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贡献。当时我演讲的题目是“处在另一个十字路口的人类与文明”。我在讲话中说，人类正处在一个十分复杂的十字路口和交叉点上，其复杂程度可能超过了人类社会发展曾经遭遇的所有其它的十字路口。我谈及世界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个特权集团和一个赤贫集团。这一鸿沟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今天，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的所得相当于最贫穷的57％的人的所得。我曾说绿色革命在人类反对饥饿和贫困的战争中只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如果得到充分实施，它可以在今后三十年为世界提供足够的食物和生活所需。我还曾说，增加世界粮食产量未必就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饥饿问题。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现在还约有八亿人遭受饥饿的困扰，至少在一年内的某些时段里生活受到饥饿的折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世界上可能有一半的饥饿人口是小规模经营的农民和没有土地的农村贫困人口，尽管在这些粮食没有保障的地区粮食产量能够有大幅的增长。从技术角度上说，饥饿是可以被战胜的。所缺少的是战胜饥饿的政治意愿。不幸的是，几乎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农业发展计划汗牛充栋但却落实不利的情况。 绿色革命 在展望未来之前，请允许我们简要回顾以下最初所谓的绿色革命。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粮食生产的广泛应用是一个相对新近的现象。带动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所需的大部分科学知识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就已具备。但对这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却被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所推迟，经济大萧条使世界农业经济陷于瘫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支持联军战争而使粮食需求大幅增加才开始广泛采用新的科研成果，首先是在美国，稍后是在许多其它国家。二次大战后，随着军需工厂转产低成本合成氨氮肥，化肥才成为现代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要素（2000年氮使用量约为8千万吨有效成份）。据马尼托巴大学的氮循环专家Vaclav Smil 教授估计，现在62亿人口的40％得以生存要归功于合成氨的哈伯?博世制氨法（Smil，1999年）。 第一个真正的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农业援助计划当属始于1943年开先河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墨西哥政府计划。到20世纪50年代，对墨西哥的小麦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洛克菲勒基金会将其工作扩大到拉丁美洲的其它若干国家和亚洲的若干国家。技术进步在粮食作物上的大幅推广首先发生在亚洲，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比工业化国家的这一过程落后约20年。 美国国际开发署主任William Gaud在1968年3月8日对华盛顿特区国际开发协会的一次讲话中描述新的小麦和水稻技术在整个亚洲的迅速推广时说： “农业领域的这些和其它进展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它不像苏联的红色暴力革命，也不像伊朗的白色革命。我宁愿称其为建立在科学技术应用基础上的绿色革命。” 从此创造了“绿色革命”的说法。对我们来说，它象征着应用农业科技开发适应第三世界粮食生产条件的现代技术的过程的开始。绿色革命的研究工作大部分是由公共部门和非盈利私有基金会资助开展的。这一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知识进步被公开发表和免费共享。由此建立的国际种质试验网络使遗传材料得以免费和近乎自由的交流，开创了植物育种的新时代。新的高产半矮杆小麦和水稻品种是绿色革命的“王牌”，但在玉米、高粱、大麦、马铃薯和多种豆类的遗传改良上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新的半矮杆小麦和水稻品种本身得到了太多的关注，似乎它们自身就可以创造出奇迹般的结果。当然，由于植物结构效率的提高及为增强抗病虫害品性引入遗传资源，这些新品种具有不断提高单产曲线的潜力。然而，这些品种只有在与作物管理的系统性变革结合后才能发挥其遗传单产潜力，如栽培、施肥、水管理及杂草和病虫害防治的时间和频率的变化（表1）。 对其它生产要素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1961年至2000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灌溉面积翻了一番——从8,600万公顷增加到1.76亿公顷。但生产要素中变化最大的是化肥用量，使用量从200万吨增加到7,000万吨有效成份。机械化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革。拖拉机的使用数量从20万台增加到480万台，还引进了数十万台机械脱粒机（后来又有数千台联合收割机）（Borlaug，2000年）。 在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