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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中国法律文化对在华韩商影响 　　摘要：中国与韩国法律文化的差异，造成了在华投资的韩商在面对中韩两国冲突的法律文化时，韩商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投资方式、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方面都深深受到了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法律文化；法律环境；韩商；外资企业 　　 　　法律文化作为一个独特的概念，是从整体的文化中划分出来的，它包括了法律理念、法律意识、法律心理、法律思想、民众的法律素质水准和法律的社会效应等，还包括了与法律有关的社会风尚、习惯、伦理道德以及传统观念等。当代中国既承继着传统社会法律伦理化的“人治”思想，又吸吮着传入中国的前苏联“阶级斗争或阶级专政的工具主义”法律思想，以及西方的法律权威至上和良法主治的“法治”思想。其中，前苏联的法律思想由于具有理论上的悲剧性，对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正在退缩；而中国传统的人治思想也正逐渐向法治思想转变。尽管如此，我们所期望的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仍未完全建立。因此，西方法律文化、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文化三种历时性的法律文化以共时性的形态存在于当代中国的法律文化之中，它们之间的碰撞和冲击构成了转型时期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 　　韩国的法律最初主要受到中国法律的巨大影响，它从高丽时代就开始继承模仿中国的法律，直到日本占领韩国。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之后，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韩国法律的现代化也正始于这时。1945年，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以后的韩国又被美军进驻并实行军事统治，直到1948年韩国独立，因此韩国法律又受到上述两国的影响。独立后的韩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致力于消除其他国家影响，制定适合本国发展的法律制度，韩国的宪法和刑法主要受到西方有关法律思想的影响，民法则保留了东方礼制和伦理色彩，诉讼法既有大陆法系的特征，又有英美法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自已特有的法律文化，逐渐步入了现代法治之轨道。 　　由此可见，韩国的法律文化既存在与中国的法律文化交融的地方，但它由于更多的受到了日本和西方有关法律思想的影响，民主法治建设相对更为完善；而中国所提倡的法律权威至上、自由、正义、民主的新型社会主义法律文化观念还没有完全确立，还需要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在华投资的韩商在面对中韩两国处突的法律文化时，韩商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投资方式、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方面都深深受到了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 　　 　　一、 韩商在中国投资的概况 　　 　　韩商在华投资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中国自1978年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便开始引进外资。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是自那时以后，开始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韩国属于对华直接投资起步较晚的国家。从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以后开始，双方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及民间投资保护协议，以及成立经济、贸易与技术合作联委会的协议，中韩在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迅速展开。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韩国第一大海外投资对象国，从商务部有关统计资料看，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占韩国海外总投资的比重由1992年的9.8%到2001年的82.77%。相应地韩国也发展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国之一。虽然港澳资金仍是最大宗的外资来源，但其金额与所占的比重却节节下降，由1989年的64.60%下降到2002年的41.39%。而韩国赴中国投资却急速攀高，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4年1月~2004年10月，韩国对华实际投资额更高达56.67亿美元，其投资金额首次超过日本，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成为在华投资第一大国。 　　韩商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环渤海湾地区的东北和山东等地，对中国南方省市和内陆地区投资较少。中国加入WTO和开发中西部战略实施以后韩商对中国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出现扩大的趋势，天津江苏辽宁上海浙江等地也是韩商的投资热点地区。在华投资的韩商投资方式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在华投资的韩商长期以来遵循的新建投资模式加大了在华购并投资的力度；其次韩商在华投资的独资化倾向越来越强，在华投资的大型韩国企业都出现了明显的增资扩股或独资取代合资的现象，购并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据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对100 家在华投资的韩国企业的调查显示，目前在华投资的韩国企业的独资化率已由1993年的23.67%提高到了2002年的57.34%；第三韩商在华投资从单个项目的投资转向产业链投资。 　　 　　二、 中国法律文化对在华韩商的影响 　　 　　1． 对韩商选择投资区位的影响。目前，韩商主要集中在山东、天津、北京、河北、东北三省以及东南沿海等地区，这一方面跟区位优势、交通资源因素有关，如山东省；另一方面也跟当地的优惠政策、以及法律文化紧密相关的。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韩国资本对山东半岛各城市的渗透力悄然增强，仅青岛市累计利用韩资就占了韩国在华投资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