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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区旧里弄的文化功能转化与再造 　　摘要：里弄既有文本形象，也有现实情况，有关里弄记忆与现实的反差形成巨大的张力，构成了里弄保护和更新中持久的争论。文本中的里弄邻里和睦、市井文化繁荣且兼容并包，文本的记录和居民的记忆互相影响，一定程度上建构了里弄的文化形象，成了里弄保护的载体。但现实的里弄是黄金地段的低矮住宅，居住拥挤的移民社区，老旧住宅和老龄人口并存。里弄的未来需要在记忆与现实中和解，在多元和共享的方式下实现从居住功能到文化功能的转化。 　　关键词：上海 里弄记忆 保护 更新 文化功能 　　上海里弄的保护和更新已经产生了新天地、田子坊、步高里、建业里等多种模式。但在如何保护里弄，如何更新里弄方面，还存在不少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里弄的历史和现实地位，如何理解里弄的空间和文化价值。上海的里弄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居住形式，但随着上海的发展，里弄的数量在不断减少，尤其是经过近30年的城市开发，上海的弄堂数量已经降低到1 000多条。与此同时，新建的商品住宅在上海住宅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在里弄不断减少、商品住宅不断增加的过程中，既能听见对里弄的怀旧和思念，也能听见对新住宅的向往和赞美。 　　保护里弄的理由是，里弄需承担起保留城市记忆、传承城市文化、改善居住条件等多重功能。而居于里弄中的居民却有不同的感受，认为他们生活在21世纪的上海，居住条件却是上个世纪的，急切盼望里弄的拆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重于泰山，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需求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里弄的记忆是美好的，里弄的现状令人困扰，本文将分析里弄的文化形象和现实状况，探讨里弄通过多元和共享方式从居住功能转化为文化功能，实现记忆与现实的和解，走向未来的可能途径。 　　一、里弄的记忆――文本之中的里弄 　　在上海，一提里弄，往往涉及到家、邻里，直指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里弄承载着儿时的欢笑、父母的守望、邻里的温馨。里弄曾经是上海居民最主要的栖身之所，到1990年代，仍然有近一半以上的上海市民居住在里弄里，[1]随着住房商品化和上海城市的扩张，目前住在里弄里的居民占比已经不足10%。对于不少上海市民而言，里弄生活已成为过去，但对于里弄的记忆、描绘、想象却在不断生产。有关里弄的叙述在文学、电影、媒介传播中不胜枚举，除了里弄的物质空间环境，里弄的经典形象至少有三种，即邻里和睦、市井文化繁荣和兼容并包。 　　（一）邻里和睦 　　里弄是上海探索城市居住形式方面的创造。上海开埠后，初期到上海的地主、富商较多，他们保留有传统乡村生活的习惯，以四合院的模式为基础，吸收西方联排建筑的形式，形成了早期的石库门里弄，既能够满足传统大家庭生活，又能够利用庭院接近自然，也适应了城市密集建造的要求。随着涌入上海的人口逐渐增加，里弄房子的设计也从单开间到了多开间，里弄的规模也有所扩大。[2]里弄居住条件的拥挤使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难以明确区分，在公共空间的交流和共享，增加了居民的互助。传统乡村邻里的熟悉和互助是今天城市居住所欠缺和向往的，而里弄邻里的温情和互助被认为是传承了传统邻里关系的经典。里弄的拆迁，常常引发怀旧，其中不少是对传统邻里关系的追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曾在上海滩上颇有名气的一条石库门里弄住宅久兴里巷子里拍了一部蜚声全国的大型纪录片《邻里情》，记录了居民的相互体谅、和睦相处。2002年2月12日春节之后，这条有着百年历史的弄堂要拆迁了，《文汇报》在当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一），以《永远的年夜饭》为标题，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此里弄的邻里情。[3] 　　（二）市井文化繁荣 　　里弄不仅有居住功能，日常生活所需的小铺小摊，比如生煎馒头摊、老虎灶、小五金店、理发店、裁缝店、针线杂货店等也应有尽有，大的弄堂里还可能有弄堂工厂，市民在逼仄的空间里经营着每天的生活。“很怀念上海的老弄堂独有的那种特别气场，想来会引起不少上海人的童年回忆。总也离不开弄堂口烟纸店那抹蜜黄的灯光。这里很难用‘好’或‘不好’来作简单评述，但可以用一个亦正亦邪的字――‘市井’来形容”。[4]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万家灯火》等作品反映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里弄居民精于算计、苦撑门面的拮据。[5]即使困苦，也有欢娱的时候，吃弄堂饭在里弄里很普遍，就是把饭桌放在里弄里吃，但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不放，也是有讲究的：“我见识过一家人家，平时喜欢吃弄堂饭，但他们的分寸感掌握得很好：比如菜肴很差，基本上就在屋里了结；菜肴还摆得上台面的，就一定要到弄堂里吃的；菜肴格外丰富，那就不是简单地在弄堂吃饭的问题，非要弄到整条弄堂里的人都知道他们此时此刻在此地吃饭。其时他们会热情地邀请每一个走到饭桌前对他们说一声‘小菜介好啊’的人吃饭，有些老邻居也不怕人家说他脸皮厚，喝上一口人家倒好的啤酒，坐下来，和主人家边吃边聊，甚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