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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描绘的非洲、欧亚大陆 　　[文章导读]杉山正明教授是当代蒙古史与游牧民族史大家，精通13种语言，尤擅从多民族语言文献中爬梳史料，别出心裁地发前人未有之见。反思乃至批评西欧中心史观与中原中心史观是杉山教授历史思想的脉络主线，杉山教授认为，欧亚大陆不是破碎零乱的游牧--农耕割据世界，而是草原民族纵横驰骋创造人类共同体的大舞台。本文正是一篇见微知著的妙文，杉山教授以地图绘制为例，非常精细地以稀有史料论证蒙古世界帝国的出现和扩张，在方方面面对欧亚大陆乃至非洲?欧亚大陆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蒙古时代的划时代性 　　地图的绘制，蕴含着人们各种各样的动机与目的。简言之，根据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地图的形制和表现也是多样的、形形色色的。当然，地图与其他事物不同，需要绘出特定的线条和框架结构，要做到这些实属不易。换言之，比例的大小暂且不论，地图的绘制是人们对大地的一种记忆，抑或是描绘一幅肖像画。 　　总之，地图不仅要绘制出地表的形态，还要将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体现在这个平面上，使其更具有独特的意义。我们经常把地图作为对过往事物的一种记忆、或是对未来事物的一种设想来绘制，而大体上，地图普遍或更多的是对“现在”的一种描绘。然而，这些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无论长短，只能承载着其各自时段的一些经历、成为一种来自过去的信息，供人们长久地眺望。 　　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活动以及诸多与他人的关联、或是看待外界事物的视野、目光，自然而然地会随着时代而同步拓展，假如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通观人类历史的话，会看到存在着若干个起伏不平的“阶差”。其中，首先是13、14世纪的“蒙古时代”，还有一个是从15世纪末开始，西方人所倡导的“大发现时代”（the Great Discovery Age），我认为无法否认的是，正是这两个“时代”形成了近世和近代的两大阶段。当然对这种观点，学界尚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认识。 　　还有一个近似题外的话题：对于明显的西欧本位的所谓“大发现时代”之说，感到困惑的两位研究西洋史的日本史学家，又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说法，即“大航海时代”。将其译成英文，大概是“Great Maritime Age”。不过，这一说法只在日本通用。假如说“大航海时代”的话，我认为并不是指15、16世纪，把库克船长等环游太平洋的18世纪称之为“大航海时代”，则更为贴切。 　　总之，首先，针对“蒙古时代”的问题，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就是，在欧亚大陆或是非洲?欧亚大陆的广袤地域，随着蒙古帝国的出现，把陆地和海洋衔接起来了。在“蒙古时代”之前与之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航海为开端的“新大陆的发现”，开创了环绕地球的历史。顺便一叙，例如，有一位叫马可?波罗的人想象了一个“蒙古时代”形成的东西世界，暂且认定这种想象成立，但之后不久哥伦布的航海所引发的结果，可谓超越了其单纯的故事情节，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当时，欧洲是地处欧亚大陆西部的贫寒之地，鼠疫频发，相对较为衰败。因此，哥伦布对蒙古帝国统治的辽阔而富饶的东方充满向往，便出海向西航行，并设想：如果沿着海路一直向西航行，会排除陆路向东行进时的种种困难，直接抵达富庶的“大汗之国”。 　　还有，能够得到卡斯提女王伊萨贝拉的许可与资助，也成为哥伦布向往富饶东方的一个动机。其结果是，哥伦布及整个西欧，与他们从未触碰过的南北美洲大陆巧然相遇了。由此，东西方两个世界的逆转被徐徐开启，并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欧美世界的种种观念，憧憬与误解，以及莫大的偶然和幸运都蕴含其中。 　　从另一个角度看，13、14世纪蒙古世界帝国的出现和扩张，在方方面面对欧亚大陆乃至非洲?欧亚大陆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将所谓的“东西大交流”的诸多现象全部网罗起来进行叙述的话，恐怕数册论著都不一定能够全部涵盖。回想一下，笔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述，已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坦率地说，世界上有关蒙古时代的论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也是理所当然的。 　　贯通东西的世界图的出现及旭烈兀?兀鲁思绘制的地图 　　地域辽阔的蒙古帝国与直接或间受其影响的西欧，同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用比例尺绘制的地图。在东方，出现了迄今著名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现存有四种地图，均收藏于日本）和《经世大典舆地图》。西方有《加泰罗尼亚地图》，该图原名称为Mappae Mundi，直译即为“世界的纸片”。Mappa的原意为“一张纸绘的地图”。受法国国王的委托，根据阿拉贡?加泰罗尼亚联合王国培拉四世的命令，在其统治下的巴莱阿莱斯群岛的马略卡岛绘制地图，亚伯拉罕?克莱斯克和杰夫答?克莱斯克父子于1375年绘制完成。这一地图对当时的西欧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 　　该地图由竖幅的八张图横向连接构成，因此使用拉丁语的复数形式Mappae来表述。这张人类史上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