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犯罪改变的村庄.docVIP

被犯罪改变的村庄 　　经由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到其正北方的东坪乡，必须走一条宽度不足3米的山间土路，土路边的悬崖下，浑浊的金沙江静静流淌。经6小时车程，才能抵达东坪乡。由东坪乡出发，前往其西北方的杨柳村，只能选择在陡峻的山道上爬行，或以当地矮马代步，脚力强健的当地人，只要爬一个多小时就可抵达杨柳村，而因犯罪活动导致大半成年男性被抓的青山社，又位于杨柳村海拔3000多米的药山上。 　　有40来户人家的青山社，是杨柳村8个彝族人聚集的自然社之一。他们在此已世代生活了近千年。恪守着不与山下汉人通婚传统的青山社人，与隔山相望的另外7个彝族自然社经长期通婚，形成了一环套一环的远近亲缘关系。 山上的孩子们。 　　这个在山下社会的印象中除了贫困便别无认知的自然社，因近两年警方为追缉嫌犯而频繁上山，才未被人们遗忘。 　　“盲井”式杀人，并非山上村民第一次大规模犯案。 　　从贩婴贩毒到杀人 　　被周围的山下人谴责和恐惧的青山社，民风淳朴，山民见了陌生人羞涩而谦让，与传言中的穷凶极恶形象迥然不同。“盲井”式杀人案让青山社人陷入巨大的痛苦和窘迫不安之中。 　　杀人在逃的蔡林海留下的两个女儿，可能是整个青山社最痛苦的人。 　　蔡林海的两个女儿在父亲离家出走六七年后，接到父亲的信息，竟是涉嫌杀人的通缉。而她们此时失去的，不但是父亲蔡林海，还有母亲黄国芬。 　　当年，因黄国芬连生了三个女儿，蔡林海抛妻别女下山出走，数年杳无音讯。黄国芬靠着几片加在一起不足一亩的玉米地和几株花椒树，独自带着两个还未出嫁的女儿活下来。 　　为挣下每月油、盐、洗衣粉等日用品所需的100多元，以及每年必须的几百元化肥钱，种地之外，黄还必须每天背负50斤柴到镇上卖。一捆柴加上在直上直下的小道上爬行数小时的辛苦，最便宜时，仅得2元钱。 　　2010年5月，在为二女儿说定了一门亲事后，自己养大了女儿的黄国芬走下大山，第一次见到了县城。 蒋家三兄弟的爷爷（左）和村民在家围坐。 　　2010年6月，蔡家两姐妹接到来自靠近中缅边界的云南孟连县公安局的逮捕通知：她们的母亲黄国芬与同村的秦家父子因贩运毒品被批捕！ 　　村里的秦世贵及其子秦发勇，带着第一次下山的黄国芬，教她在缅甸吃下毒品，再走回孟连。据知情者介绍，这种人体充当贩毒工具的方式，一个一次最多能挣一万元。对黄国芬来说，一趟等于她在山路上背10年柴。 　　无从得知黄国芬的想法。但姐妹俩坚定地认为不识字的母亲被外面的人骗了。“她非常疼爱我们。”习惯了失去父亲的生活后，蔡家姐妹必须再次适应失去母亲的生活。 　　与“盲井”式打“点子”相同，贩毒亦不限于青山社人，秦家父子与黄国芬被捕前，青山社对面的火山社亦有三人因贩毒被捕，分别为李正芬、陈慧珍（音）、陈贵贵婶侄三人。 　　贩毒作为杨柳村8个自然社的新财路，始于2009年，这一年，也是蒋、陆两家“打点子”最疯狂的一年。这年秋天，青山社脚下的大沟社先后有叔侄二人因贩毒被捕，接着杨柳村一位村民被捕。 　　这不是村民第一次面对警方进村抓人。第一次，始于村里贩卖婴儿。 　　2008年，大陆警方在全国范围严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时，云南“1?23”案贩卖婴儿的团伙中，杨柳村至少有6人涉案，但这仅仅是历年来这里因贩卖婴儿被捕人群中的一小部分。 　　当地由来已久的贩婴活动始于当地严重的超生。重男轻女加上贫穷压力，一些家长在女儿出生后，就立即“送人”。村干部介绍，早期，女婴只要一两千元，男婴只要四千元。久而久之，当地“婴源”充足的消息被福建人贩子得知，纷纷上门“收购”，一时婴儿价格飞涨，上门价即达万元。 　　其后，这一生财之路，迅速被当地村民开拓。据大陆媒体公开报道，从2004年起，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先后抓获了巧家县的贩婴团伙。其中，贫穷的杨柳村情形最为严重。 　　从贩卖婴儿到贩毒再到井下杀人，家族式的犯罪传染，使这里成为“马尔萨斯陷阱”中的一个特殊典型：当生存资源严重不足时，即使收入差距绝对平均，亦最终会以大规模集体犯罪的方式抑制人口增长。 　　这里的山村见不到干部 　　“急着用钱”，是40多岁的秦世文每分钟都惦记的事情。 　　今年开始，任何一笔意外开支都可能成为压垮秦世文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弟弟秦世友因“盲井”杀人案入狱，从2009年9月起，原本兄弟轮流供养70多岁的老母亲，现在负担压在他一个人身上。此外，他还得养活5个孩子。 　　从来不外出打工的秦世文，用来填饱一家8张嘴的，只有几亩地、几颗核桃树和几只羊。在人均只有0.69亩土地的杨柳村，种地所得能让一家8口人吃饱饭，已经相当不容易。 　　7月27日，听到村主任杨贵才要上山来与本刊记者碰头，秦兴奋起来。一大早下肚的一斤苞谷酒，让他壮胆指责村干部的不公：“我老母亲每月50元的低保，已经不发好久了，我要找杨贵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