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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空想社会的试验 空想社会的探求——J. 龙伯 作 　　在估价银河系其他地方是否有可能存在技术发达的文明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了解得最少，那就是这类文明存在的时间有多久。如果文明到达技术阶段以后很快就自我毁灭，那么在某一个特定时期里）如现在）宇宙中可供我们联系的文明就所剩无几了。相反地，如果有一小部分的文明社会学会既拥有巨大摧毁力的武器，又能避免自然界的和人为的浩劫，则在某一个特定时期中，我们能与之对话的文明的数目就相当可观了。 　　这是我们研究这类文明的生存期的一个理由。当然，我们还打一个更为迫在眉睫的理由。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希望，我们的文明将能有长久的生命期。 　　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很可能没有什么时代象当代一样发生了那么大的、那么多的变化。二百年前，城市之间信息的传递不会快于马匹的速度，可是到了今天，信息通过电话、电报、无线电或电视以光速传递。二百年之间，通讯速度增加了三千万倍。我们相信，未来不可能再发生同样速度和规模的变化，因为我们认为信息不可能以高于光速的速度传播。 　　二百年前，从利物浦到伦敦旅行的时间相当于今天从地球到月球的时间。同样的变化也产生在我们能得到的能源方面，我们贮存和处理的信息量方面，我们的粮食生产和分配的方式方面，新材料的合成方面，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人口的剧增、医疗水准的提高和社会的剧烈动荡等等方面。 　　当代人的本能与感情和一百万年前游猎时代的祖先所具有的并无不同，可是我们的社会和一百万年前的社会却已迥然不同。在变化缓慢的时代，一代人的深谋远虑和技能在传授给下一代时是有用的，能验证并能适应的，因此下一代会乐意接受。可是，今天在一个人短短的生命期间，社会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父母的见识对年青人说来，不再是无可怀疑的真理。所谓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差距就是飞速的社会变化和技术变化造成的后果。 　　即使在一个人的一生期间，社会变化太大，也使许多人适应不了。玛格丽特·米特把今天的老一辈的人描写成是被迫从过去向现在过渡的移民。 　　经济上的旧设想，决定政治领导者的老方法，分配资源的老方法，政府向人民或人民向政府沟通的老方法，这一切可能一度有效、有用，至少有些适应性，但今天可能不再有一点存在的价值了。过去种族间、两性间和经济集团间的压迫和沙文主义，受到了公正的指责。全世界的社会原有结构正在瓦解。 　　同时，那些既得利益者却反对改革。这些人包括维护旧秩序从短期获取大量利益的人，即使从长远观点看来，他们的子孙将失去大量利益，他们也不屑一顾，他们是一些中年人，难以改变年轻时形成的看法。 　　形势是十分严峻的。高速的变化率不可能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正象通讯率一样，总会有个极限。通讯速度不可能快于光速，人口增长也不能超过地球资源和经济分配手段所能维持的水平。不论解决的办法是什么，从现在算起的几百年内，地球不可能再经历这样大的社会压力和变化。我们将会找到解决当前问题的某种办法。问题在于，到底是哪一种办法呢？ 　　从科学上说，对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难以只从理论上加以剖析。我们对影响我们社会的所有因素还不清楚，因此，我们还作不出正确的预言，究竟哪一种变化是可行的。复杂的相互影响太多了。生态学被称为搞颠覆的科学，因为每当我们认真努力去保持环境的某一种特征时，它就会得罪社会上和经济上许许多多的既得利益集团。每当我们想彻底纠正某一种错误现象时，情况也是一样，因为变革影响了整个社会。把社会的一小部分孤立起来单独改革而不使其它部分蒙受深刻影响，这是难以办到的。 　　如果在科学上光搞理论并不够，则唯一现实的方法就是搞实验了。实验是检验理论的科学根据的标准。实验是最终上诉的高级法院。很明显现在需要的是实验性的社会。 　　进行实验的思想在生物学方面有着一个很好的先例。在生命进化的过程中，某一种有机体一度明显地占优势，它们高度专门化，对环境的气候完全适应，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但是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它们也就消亡。自然界采用变种，就是补救这一缺陷的。绝大多数的变种有害于有机体，或能致有机体于死地。经过变异的品种比普通品种适应性要差一些。但是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变种比起它们的上一代来会有些优点。变种定型化后，其变种机体的适应性就提高了一些。 　　在我看来，社会变种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科学幻想小说喜欢把变种描述得又丑恶又讨厌，可能这是出自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我们最好换一个字眼。但是社会变种作为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定型，如果成功，就会成为通向未来的途径。从这点来看，变种似乎是很确切的字眼。所以，研究一下为什么有些人会对这个字眼产生反感，也许会有些好处。 　　我们照理应该鼓励世界各国大规模推行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试验。然而，情况似乎恰恰相反。象美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里，官方政策对重大的试验百般刁难；当然由于这种试验不为广大公众所欢迎，实际的后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