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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思考 　　摘要： 　　随着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城市社区事务越来越多，社区居民对社区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社区干部也越来越不堪重负。如何给社区“减负”、“健体”，是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必须要客观认识社区治理的现状，针对社区治理面临政府“越位”、社区权力与业务不匹配、社区干部队伍良莠不齐、群众参与社区活动较少等现实问题，通过强化法治思维、转变政府职能、减轻社区治理负担、广泛运用信息化管理方式、推行小区单元化治理、建立健全激励保障机制等措施予以解决。 　　关键词：社会治理；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6；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5 　　社区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前沿阵地，是城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城市社区治理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凸显，同时社区管理难度、复杂程度也随之加大，这引起了我们党的重视。党的十八大首次将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写入党的纲领性文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社会等多方面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当前提高城市社区治理能力，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效举措，是构建法治社会的基础。 　　一、社区治理的内涵及来源 　　最早提出“社区”一词的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他在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Community and Society）一书中提出：社区（community）是指那些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1]。“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领域流行的名词，代表人物詹姆斯?N?罗西瑙（James N.Rosenau）在《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中指出：治理为一系列活动的领域里的管理机制[2]。与统治不同的是，治理主要是指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活动的组织者、管理者未必是政府，也不需要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社区治理”也是中国从西方引入的概念，美国的社区治理理念较为先进，美国一些州政府一直认为社区治理是一种公民自治的典型形态，它主要不是依靠政府，而是依靠社区公民、企业以及公共服务组织的参与来实现[3]。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基层社会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以“街居制”为辅的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传统的“单位制”社会管理模式逐渐过渡到相对独立的“街居制”模式。1986年，民政部首次提出“社区服务”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在一些城市开始试点；200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0]23号），这是指导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并在此后得到快速推广。同时，学术界也对社区治理问题积极关注，其中，史柏年2004年在《社区治理》一书中提出的“社区治理”成为了百度百科词条，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社区治理是指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赢利组织、非赢利组织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协调合作，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4]。近年来，政府和学术界都对社会治理特别是社区治理进行了广泛调研和研究，并在十八大后上升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 　　二、当前城市社区的现状 　　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社区治理呈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5]。近年来，一些地区倡导政府要“还权于民”，不断扩大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社区治理不断强化其自治功能，使基层的治理难度不断加大，社区干部在完善社区治理方法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社区治理水平不断提高。 　　1.“单位人”成为社区居民后治理关系复杂化。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单一的公有制把所有的工人、农民都纳入“单位制”之中。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户籍、劳动人事、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政府逐渐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经济管理工作交给企业，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会管理服务的职能逐步下放到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把管理职能直接交给社区自治组织管理，政府通过“单位”全面管控居民有所弱化，导致社区居民逐渐独立和疏远政府，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开始淡化，居民对政府和社区干部开始不信任、不合作。企业事业“单位制”的不断解体，使大量的“单位人”重新回归到社区，成为普通居民，不能享受到原有“单位制”管理不交水、电、清洁费等福利待遇，一些老职工特别是困难职工“等靠要”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