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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党群关系视域下政治沟通模式变迁和发展
新时期党群关系视域下政治沟通模式变迁和发展
[摘要]党群关系与政治沟通作为影响中国政治的重要因素,二者的耦合互动统一干当代政治改革和发展的过程。要高度重视研究党群双方基于角色嬗变带给政治沟通的影响,并透过党群关系中的利益主线来剖视政治沟通模式的具体变迁。新时期,政治沟通要适应党群关系的动态发展,主要在于进一步推动政治沟通的制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
[关键词]党群关系;政治沟通;角色嬗交;利益整合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3-0013-04
党群关系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政治关系,政治沟通则是政治系统稳定有序运转的功能载体。和谐的党群关系是政治沟通的目标和任务,也是判断后者效能的参考指标;通畅的政治沟通则是推动党群关系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手段和工具,是党在新时期提升执政能力的突出体现。两者的耦合互动统一于中国政治改革和发展的过程。本文将基于新时期党群关系动态发展的视角,对政治沟通模式的变迁进行理论探讨。
一、党群双方的政治角色嬗变与政治沟通
改革开放促成了我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之前由国家强力控制所有领域的高度一体化模式被打破,社会结构剧烈而持续的分化导致社会关系的深刻调整,党群双方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给新形势下的政治沟通系统提出了迥异以往的新要求。
(一)群众的角色嬗变部分弥补了传统政治沟通的缺陷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性就是政治的动物,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是人与生俱来的需求。在我国传统体制下追求稳定和秩序是以牺牲政治活力为代价的,它要求群众在政治系统中扮演的角色是一种完全僵化的被领导者及单纯的政治社会化对象,“任何观念间、群体问的冲突都被看作是危险的”,由此导致这一时期的政治沟通存在“政治信息对流量严重不足,政治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噪声多、损失重、失真大、灵敏度低”等弊端。新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初步构建激发了普通群众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及民主意识的觉醒,这种变化促成了群众作为“政治人”的角色回归,对政治沟通产生了积极影响,部分弥补了传统政治沟通的缺陷。
首先,双向沟通不足得到有效改善。自上而下的单向沟通模式是传统政治沟通的一个突出缺陷,此举阻碍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使得缺乏反馈机制的沟通系统完全沦为了政策执行和政治社会化的工具。当前形势下,群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实际利益的驱动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沟通动力,纷纷主动寻求沟通渠道以表达利益需求,信息的双向交流成为可能。
其次,拓宽了政治沟通的渠道。当前,政治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这在客观上给原有单一的沟通渠道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一旦喷涌的沟通需求无法通过制度化的渠道释放,寻求制度外的途径将是必然的选择,如此将危及整个政治系统的稳定。近年来,人大、政协的不断改革,民间团体的大量涌现,新闻传媒的迅速发展及电子政务的日益普及在极大程度上拓宽了政治沟通的渠道,既充分满足了群众的沟通欲望,又增强了政治沟通系统的自我矫正能力,对单通道模式下普遍存在的噪音和信息扭曲问题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再次,初步建立起政治制约功能。政治沟通本身就有政治制约的功能,建国后,政治系统高度集权的需要使得政治沟通难以发挥必要的制约功能。这种情况随着公民社会的构建逐渐发生了变化:体制内的人大和政协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不断加强;体制外的民间团体、新闻传媒甚至公民个人对政治权力的制约作用初见端倪。两者尽管还停留在“软制约”的阶段,但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党的角色嬗变导致了政治沟通动力、内容和手段的变迁
建国后,我国建立了高度一体化的社会,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对政治、经济及各种社会资源实现全面的垄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了整个制度的构建并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全能的党领导全能的政府实现对所有领域的渗透和控制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体制的改革,客观上要求转变和完善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与执政体制,党政分开及两者职能的重新界定决定了党不再“包办一切,控制一切”,党从“统治者”走向真正的“领导者”。这种角色嬗变对政治沟通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沟通的动力逐渐多样化。党虽然仍旧是中国政治沟通最主要的原始动力,但不再是惟一动力。参政党的监督构成了政治沟通的间接动力;利益团体直接推动政治沟通,逐渐从幕后走向幕前;而公共舆论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原动力,其对政治沟通的影响日益显现和加强。政治沟通的动力正由一元走向多元。
其次,政治沟通的功能与内容发生了转变。传统政治沟通所包含的政治动员色彩已逐渐淡化,政治沟通的统治功能逐渐为管理和治理功能所取代。反映到沟通内容上,与功能转变相适应,沟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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