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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孝对古代法制渗透 　　摘要：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上下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关于孝的起源也甚早。氏族社会晚期的孝的内涵还仅停留在宗教意义上；而后西周的宗法制赋予孝重大的使命，以维护宗法统治，这一时期的孝开始主要是伦理意义层面上的；春秋时孔子把仁与孝、孝与政治有机地联系起来，为孝道政治法律化做了铺垫；随着儒家思想被确立为正统思想，孝道思想被发展推至政治高度的，对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进行渗透，在民事法、刑事法、行政法、诉讼法都有体现，成为维护家国同构封建统治的工具。 　　关键词：孝观念；孝道；家国同构；封建统治 　　一、从孝观念到孝治 　　目前一般认为，孝最早产生于氏族社会晚期的父系氏族时代，此时孝的内涵还仅停留在宗教意义上。直到文字出现，在殷商甲骨文的卜辞中我们发现了孝字的最初记载：其上部是个老人，弯腰弓背，下部是个孩子，伸出双手托住老人，这是孝字的最初形态。 　　古代先民祭祀活动的主要对象一是祭天二是祭祖，祭祀的仪式逐渐演化成了礼，而祭祀的内容则体现了孝。而后西周的宗法制对孝文化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宗法制赋予孝重大的使命，即使其成为维护宗法统治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的孝开始主要是伦理意义层面上的，而将孝发展推至政治领域的，我们不得不提及孔子。 　　及至春秋，孔子用仁的思想对西周以来的孝进行了补充发展，强调孝不仅仅指对父母物质层面的养，还应包括精神层面的敬。如果子女只在物质上对父母有所供养，但内心毫无敬重，只是履行义务，孔子认为算不上孝，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此外，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孝，那么就不会犯上作乱，进而也就可以做到忠君爱国，这样社会秩序就可以安定。孔子把仁与孝、孝与政治有机地联系起来，为孝道政治法律化做了铺垫。此时，孝之政治化还尚处于理论阶段。 　　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学说，子女必须无条件的顺从父命，使得孝道纲常化、绝对化，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随着儒家思想被确立为正统思想，孝道思想被发展推至政治高度的，开始对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进行渗透。 　　二、与孝有关的法律制度 　　孝道文化一旦成为社会政治统治的需要和伦理道德的基础，作为国家的统治工具就必然会纳入到法律的调整范围。 　　（一）民事法。民事法律规范中有关孝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维护家长权、父母概念和婚姻关系解除三方面。 　　首先，维护家长权。中国古代是血缘宗法制社会，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等级森严，卑者须无条件服从尊者，维护尊者的权威，以此维系家国同构的社会秩序。父母可以卖掉自己的子女。汉初高祖曾诏令：“民得卖子。”①父母有杀子权。父母有主婚权。此外，父母享有家庭管理权，处分财产。 　　其次，父母的概念也扩大到拟制血亲。判例：“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董仲舒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知。……《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② 　　最后，孝与婚姻关系的解除。“七出”、“三不去”是婚姻关系解除时的主要依据，其中与孝相关的是“不顺姑舅，出”、“无子，出”、“与更三年丧，不去”，此外，法律对男子娶妾权的承认亦与孝有关。 　　（二）刑事法。孝在刑法中的表现就是“不孝罪”的规定： 　　与孝有关的犯罪起源很早，可溯源到夏朝。商朝也以不孝为重罪，到西周“不孝不友”，要“刑兹无赦”，秦时也已将不孝罪入律。至汉，用刑法惩处不孝的案例比比皆是，规定了详细丰富的不孝罪名。隋唐时刑事立法更臻于完善，尤其是《唐律》，其间有违孝道的犯罪，在实体法程序法中都有体现，并成为后世各朝效法的榜样。宋朝为了维护纲常礼教，以礼来说明现存的社会秩序，用更严酷的刑罚惩罚不孝。明朝对不孝罪，尤其是针对尊亲属的不孝，往往刑至“凌迟”。清朝在强化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十分重视隆兴礼仪、尚德化民，在法律中进一步贯彻了纲常礼教原则。[2]清末修订《大清新刑律》体现孝道的某些规定还是入了新刑律：子女不得抵抗父母的施暴，违反干名教义也是犯罪等。由上述可以看出，与“孝”相关的立法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演进，也可谓一部“孝”的法律史。 　　与孝道有关的罪名繁多，各个朝代规定略有不同，本文将择其要例举有共性的不孝罪名述之： 　　第一，供养有缺。指的是父母年老之后，子女要尽到对父母在饮食起居以及其他用物上的供养周全，否则视为不孝要受到刑法处罚。 　　第二，殴打以及控告、谩骂祖父母、父母。据文献记载，南宋年间，平民张江陵和妻子吴氏一块骂其母亲，其母因此忿恨自杀，张江陵和其妻都没有逃脱刑法制裁，分别被判枭首和服刑。 　　第三，别籍异财。根据中国古代孝道要求，子孙应将其所得交予父母管理支配，并且要跟父母一起居住生活，听从父母命令，不得违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