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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信息管制传统及现实挑战 　　【摘要】正确的信息是人类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社会组织形式与技术进步是制约人们获取信息能力的主要因素，我国的封建和计划形式下的形成的自上而下的信息管制传统，滞后于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变革和技术进步，造成了官民沟通障碍。 　　【关键词】信息管制；传统；现实挑战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1] 　　无独有偶，在传播媒介发展史上，印刷术也是首先出现在中国，我国在唐代就有了邸报，但是德国人谷登堡1453年发明金属获字印刷术比北宋毕?N的胶泥活字晚了整整400年，为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纸确实出现欧洲呢？ 　　一、社会组织形式和信息传播技术对信息获取的影响 　　笔者认为一定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和信息传播技术是制约人们获取信息以及影响他人获取信息的能力的主要因素。前者决定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后者决定了人们获取信息的可能，前者在一个社会的信息秩序中是第一位的、是首要因素，但后者的进步会促使前者发生改变。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统一文字度量衡、设郡县、设三公九卿，建立我国长达二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组织构架，其间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更是加强了对社会的精神控制，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内虽历经改朝换代，但其基本结构未发生质的改变，无外乎治乱循环罢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考试与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这个观点背后反映的是国家的组织形式和制度设计是自上而下的，先有国后又家，只要是太平时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老百姓可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更没有“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的信息需求。秦始皇建驰道，每日批阅奏章起码几十车，朝廷是全国唯一的信息中心。唐代官报“邸报”是由宫廷直接发布的，内容是宫廷动态，读者是首都官吏。至明代，政府已允许民间自设报房，编选印刷一部分邸报稿件公开发售，又被称为“京报”。[2]但是，邸报始终是政府自上而下发布信息的产物，是政府自上而下管制庞大国家的产物。所以，集权制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形式，只在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信息的需求，其信息发布方式也是自上而下的。 　　与我国不同，14-15世纪近东贸易重镇、资本主义经济最早萌芽的威尼斯等地，因贸易活动产生了大量的信息需求，出现了一批专门打听、供应信息来谋生的人，也出现了早期的手抄报纸。1453年，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为更大规模、更大速度的报纸出现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但是只有到了17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开始确立，随着“社会契约”意识逐步深入人心，社会组织形式由过去的自上而下逐步过渡为自下而上；欧洲人的贸易和殖民范围不断扩展，工业和贸易城市开始出现并逐步膨胀，社会才产生了大规模信息需求，日报才开始出现并普及，报社内部分工日益细化，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纸才得以出现。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印刷术在我国并未引起像西方那样的社会变革，而其印刷术在西方开始发挥真正作用，也是在社会组织形式出现变革之后，所以笔者认为社会组织形式在一个社会的信息秩序中是第一位的、是首要因素。 　　二、社会条件的改变与信息管制方法滞后造成官民沟通障碍 　　信息是人们做出正确的决策的前提，但是一定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和信息传播技术制约着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我国封建社会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信息管制传统，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代这种传统是得到保留甚至强化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组织形式较以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国家―单位―个人的计划式组织，开始变为个人―单位―国家的自发组织，公民社会正在形成，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政府的角色由至高至大的全能型无限政府开始向有效和有限的法制政府转变，这一切使得民众的信息需求出现了信息有序化、信息个性化、话语表达趋势。[3] 　　目前世界上有三种媒介运行体制：以美国为代表的以私有制为代表的完全商业化运作体制；以西欧各国为代表的公私并举的双轨制运作体制；以我国为代表的完全国有的有限商业运作体制。[4]应该说，这种媒介运行体制与我国的信息管制传统是一致的，但是它能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吗？ 　　民众的信息有序化需求，就是能够通过媒介及时获取所需的真实信息，能够消减他们的信息不确定性，帮助他们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