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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港台新儒家价值评判几个问题 　　摘要：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主要代表的港台新儒家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元素。对他们的价值评判应该考虑两个维度：一是理论维度，二是实践维度；应该考虑两个背景：一是横向的中国背景，二是纵向的儒学发展背景；应当运用比较方法探讨其内部的同异，从而把握他们共同的旨趣以及各自的独特性；还需要关注两个敏感问题：一是他们的政治倾向问题，二是他们的文化目标问题。 　　关键词：港台新儒家；现代新儒学；价值评判 　　作者简介：柴文华(1956－)，男，安徽涡阳人，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现代中国哲学和中国伦理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现代伦理学派及伦理思想研究”，项目编号：06JD720003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6-0023-06　收稿日期：2008-10-06 　　 　　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主要代表的港台新儒家(亦称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既是历史形态的事实存在，构成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元素，同时又是现实形态的事实存在，正在继续对21世纪中国哲学发生影响。但对港台新儒家的价值评判并不一致，因时、因地、因人而有较大的差异。这里涉及诸多理论原则和方法论问题，值得我们审慎对待。 　　 　　一、价值评判的尺度问题 　　 　　价值评判离不开价值尺度。尽管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价值尺度内含相对性、主观性，然而，正像冯友兰所说，哲学总是在给自己制造麻烦，硬要思议不可思议的东西，硬要言说不可言说的事情，这是哲学的本性使然。透过价值尺度的相对性和主观性追问其确定性和客观性，这是面向历史的学术研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不得不确立的逻辑前提。 　　对作为历史形态的哲学的价值定位至少应该考虑两个维度：一个是理论维度，看这种哲学与以往的哲学相比提供、提供多少新的思维成果，提供了的就有价值，没提供的就没价值，提供多的价值就大，提供少的价值就小。与此相关，还要看这种哲学对当时和后来哲学的影响怎样，正面影响越大，价值越大，正面影响越小，价值越小。另一个是实践维度，看这种哲学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的成分越多，价值越大，有利的成分越少，价值就越小。 　　港台新儒家的理论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在现代语境中重铸儒学，使传统的价值理念获得了现代解释学意义上的新生，挺立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构建了道德的形上学，并逻辑地伸展出诸多的哲学之思，以其深厚之基、磅礴之势，使一座座新的哲学大厦拔地而起，为20世纪的中国哲学增添了耀眼的新景观。而他们的学说，通过其弟子们和其他受众的或原教旨主义的传播或批判性反思的重建，对中国大陆乃至整个“文化中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港台新儒家尤其是唐君毅、牟宗三的哲学的确如一些研究者所说，与现实有一定的疏离，然而其对终极关怀的设准、人文精神的阐扬、道德理想的追寻等，无疑为医治在工具理性主导下出现的诸如人的物化、意义缺失等种种现代病提供了可资选择的药方，这对社会进步来讲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二、价值评判的背景问题 　　 　　对港台新儒家的价值评判应该至少考虑到两个背景，一是横向的中国背景，二是纵向的儒学发展背景。在这样一个比较宽阔的视阈中，我们才有可能确立港台新儒家的历史和价值定位。 　　港台新儒家的活跃期是20世纪50―70年代，那时港台与大陆彼此隔绝，独立发展。在港台盛行的有自由主义思潮、三民主义思潮、新士林哲学、新儒家思潮等；在大陆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立足今天的视阈，我们应该正视以下问题：一是港台思想与大陆思想的对立性。这种对立性不仅是各种思潮所内含的，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化的；不仅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原因，也有彼此对峙的现实原因。二是港台思想与大陆思想各自存在的历史合理性。港台的自由主义思潮、三民主义思潮、新士林哲学、新儒家思潮等都有各自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土壤，都有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贡献。大陆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有教条化的倾向，但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普及，深深打上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烙印。比较起来，港台思想更为多样化。立足于当时的中国背景，港台新儒家思潮仅仅是那个时代出现的思潮之一。三是新儒家思潮地位的边缘性。港台新儒家的被广泛关注是后来的事情，在当时可谓门庭冷落车马稀。这一点正像方克立所指出的那样：“新儒学在港台并非思想界的主流，香港弥漫着殖民文化和西化思潮，新儒学不可能居于主导地位；而在台湾，新儒学的势力也不大……用台湾学者自己的话来说，新儒学不是在庙堂，而是在山林；就是在民间，它的影响也远远赶不上天主教、佛教、道教等宗教势力的影响。” 　　儒学是中国农业文明时代的思想中心，它在长期的权力运作和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完整的话语结构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