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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比德说在美学理论上重要意义 　　摘 要：任何一种思想的存在必定是有它的价值，对于先秦时期盛行的“比德”思想更是如此。“比德说”的提出，有力地证明了人们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能力，鲜明地标记着人们第自然美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关系，从而把中国美学史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以说先秦的“比德说”在美?W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比德说”；自然美；真善美 　　恩格斯告诉我们：“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在最初这样的情况下，自然是不存在美的，人与自然也没办法和谐相处。但是人们在经过了长期的生产实践之后，开始逐渐认识自然，了解自然规律，并慢慢成为自然界的主宰，这时的自然已经不再是先前高高在上的“神”，而是经过人类社会实践的改造变成了“人化了的自然”、“社会化的自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了自然美的产生。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动荡不安，思想文化上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这个时期，不仅整个自然界已经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以各种自然物为审美载体的形象也出现在诸多文学作品中，甚至还因此产生了“比德说”这一关于自然美的审美理论。这些理论和观念的出现，证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人们对大自然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列宁曾经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在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比德说”的提出有力地证明了人们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能力，把中国美学史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中国美学理论宝库做出了一个新的贡献。 　　先秦时期的“比德说”在美学理论上最可取的首要意义是，它表现出了自然美的实质，自然物某些美的特征与人类的某些品德相类似，人们可以从自然物中看到自身的影子，自然物的特性也能从人类的行事作风中有所体现。“比德说”将人的品德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并着眼于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和先前完全脱离了人类社会生活来谈自然美的观点有着本质的区别。古希腊的哲学家与美学家就认为“美是形式”，倾向于把形式作为美的本质。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整个天体就是一种和谐和一种数”，美产生于“数”及“和谐”，而这“数”和“和谐”就仅仅只是形式，并没有实在的载体；柏拉图则将自然界中具体的美的事物与“美本身”区分开来，面对具体的美的东西，就只能是对美进行模仿，而不是本身所特有的；到了中世纪，当前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奥古斯丁开始从基督教神学的立场来看待美，他认为“美的根源在上帝，上帝是美本身，是至美、绝对美、无限美，是美的源泉。”与奥古斯丁一样，意大利神学家、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回答什么是美的问题，他也从神学的角度出发说“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神住在里面”，认为“美首先在于形式”，同时还认为“美是可感的，只涉及形式、无涉内容、不关联欲念，没有外在的实用目的。” 　　用“比德”的方式来认识自然的美虽然在孔子之前早已出现，但孔子提出的“比德”思想对后世却是影响最深的。《论语?雍也》记载“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孔子把知者、仁者与自然界中最常见的山、水联系在一起，说明了知者有着水一样的宁静、优雅，仁者有着和山一样的静穆、无私，也正是这样的比喻，才能让人更加生动形象的感受出大自然的美，将没有固定形式的美转化成了具有社会性、固定形式的美，显示出了自然美的实质。同样，孔子在《礼记?聘义》中还提到过“君子比德于玉”，指出玉的特性与君子的某些道德人格有着相似之处，既凸显了君子的品德，又拟人化了玉石独有的个性。无论是“比德于水”、“比德于花”，还是“比德于玉”，很显然都是由自然界某些事物的品格联想到与此事物品格相类似的、仁人君子所必须具备的美德。 　　某些自然物放在平时可能并没有觉得有多特别，无非是普通的一个物种罢了。但是通过“比德”，将其与人的品性相联系，可以让人联想起君子的某种品德，往往便随之会获得审美价值“比德”思想的核心就是将自然物人格化、伦理化，自然物经过与人类道德、品性的“比德”，带上了浓厚的伦理性、社会性。 　　对于一般的自然审美对象，突出的是美的形式，而并非美的内涵。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中有诗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作者以落霞、孤鹜、秋水和长天四个景象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历来被奉为写景的精妙之句，这两句诗所表现的就只是单纯的眼前景色，并没有涉及过多的内涵。清代画家郑板桥创作《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诗人在诗中表面上赞颂了竹的刚毅，赞美了立根于破岩中的劲竹的内在精神，不管风吹雨打，任凭霜寒雪冻，苍翠的青竹仍然傲然挺立。实则这首诗是在借物喻人，作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