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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意调查背后媒介审判 　　【摘 要】规避媒介审判是国内外新闻学界的共识，移动互联网时代更要时时关注和警惕。本文通过分析徐玉玉事件新闻报道发现，媒介审判除了之前的表现形式之外，借民意调查干扰司法成为媒介审判的一种新形式，因其鼓励和塑造的不理性的公众主体危害更大。 　　【关键词】媒介审判；徐玉玉事件；民意调查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外国语大学2016年校级科研项目“从技术到经验：社交媒体研究的理论演进――兼论本雅明媒介理论的传播学意义”成果之一，项目编号sisu201615。 　　规避媒介审判是国内外新闻学界和业界的共识。在学界，《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作为专业必修课一直将反对媒介审判作为重要职业规范向学生讲授，每年还有相关学术文章发表，对媒介的错误报道实践也多有批评。在业界，新闻报道主动规避媒介审判已成为很多媒体的重要规则。但在徐玉玉事件的新闻报道中媒介审判的现象依旧存在，而且还表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即媒介在反对媒介审判的自我标榜中以民意调查之名行媒介审判之实。 　　2016年8月21日，山东临沂学生徐玉玉因被诈骗电话骗走上大学用的9900元，伤心郁结以致心脏骤停不治离世。媒体新闻报道迅速跟进，从徐玉玉被骗后猝死、警方锁定涉案嫌疑人、山东临沂成立专案组、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嫌疑人经追逃终到案以及嫌疑人可能适用法律及量刑都有大量报道。媒体在报道民众应知、须知、可知信息的同时，媒介审判相伴而行，前三者是媒体习惯性的做法，后者则呈现出新形式。 　　一、新闻报道超越司法程序对相关事实进行情感偏向明显的报道 　　新闻报道的职业规范是客观中立，只要将新闻事实讲述清楚，民众自会判断，不需要媒体在报道中使用带有偏向性的词汇，更不应该使用情感色彩浓重的表达。但此次徐玉玉事件中，许多新闻报道的情感偏向甚至爱憎都表露无遗，一是引发对徐玉玉的同情，二是引发对嫌疑人的仇恨。对比两组新闻标题见表1。 　　对比鲜明的新闻标题用情感饱满的形容词不仅传递出对当事双方的爱憎，而且报道内容也是两极对立，关于徐玉玉的都是她贫寒却自强懂事的阳光事迹，而关于嫌疑人则将他们放入诈骗这一令人产生厌恶情绪的社会氛围之中，以致于嫌犯到案也以“曝光”一词营造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氛围。 　　二、新闻报道超越司法程序事先对嫌疑人进行定罪、量刑 　　媒介审判的认识来自西方新闻传播专业，其核心理念就是反对媒体刊载的消息或意见讨论、分析、攻击、侮辱当事人或法官，讨论案件内容及胜负得失，以避免造成对司法审判的干扰。这一理念根源于西方追求程序正义的法治精神。而在徐玉玉事件的报道中，从警方锁定嫌疑人起，对嫌疑人定罪、量刑的讨论就成为媒体的一大选题，而记者有意而?橐泽贫ǖ目谖窃げ馍笈薪峁?，更是造成嫌疑人犯罪事实铁板钉钉的假象。 　　以《徐玉玉诈骗案已抓4名嫌犯最高判无期》报道为例，[1]标题对于嫌犯的定罪（诈骗罪）、量刑（无期）已经确定，文中还详细援引某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解答，将嫌疑人的罪行明确为诈骗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并依据《刑法》关于诈骗罪的三级量刑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针对性条款，分析嫌疑人符合“数额巨大”的第二刑级，而根据徐玉玉死亡这一后果，量刑可能从严追至无期徒刑。如此新闻呈现完全超越司法审判程序提前对嫌疑人进行定罪、量刑，构成了媒介审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我国的司法系统包括检察制度、侦查制度、审判制度等一整套严密的程序，嫌疑人虽然被公安机关通缉，但还没有经过法院的审理和宣判，在程序上司法过程并未完成，不能最终认定嫌疑人的罪行，媒体提前做出预测，本身就是对司法程序的干涉。 　　三、媒体借第三方身份表达倾向性意见影响司法 　　常见的媒介审判是媒体以己之口表明确定的立场和态度，如《准大学生被骗，泄露公民信息必须严惩》《必须严惩这伙人：诈骗罪量刑分三级 徐玉玉案嫌犯或面临最高量刑》，[2]直白表达媒体对司法结果的期待。而有的媒体则巧妙地借第三方之口传达主观意见，隔空对话司法机构，以此营造舆论氛围。 　　徐玉玉事件中可借势的第三方有两个：一是徐玉玉的父母，二是录取了徐玉玉的学校，一者倾诉一者呼吁。如《新京报》的《徐玉玉案6名嫌疑人4人被控制 家人：心里好受多了》和《南方周末》的《南京邮电大学回应徐玉玉案：希望依法严惩犯罪分子》两文，[3]报道中使用了“欣慰”、“宽心”、“期待”等表达情绪的词语，还使用了“尽快”、“依法”、“严惩”等传递诉求的措辞。 　　再深究报道内容，则发现两者的所谓表态全出于媒体策划的结果。首先，媒体紧跟当事人，记者将嫌疑人到案的消息传递给徐家和学校，并希冀从后两者口中得到回应。其次，记者有意识的选择采访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