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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音乐思想和当代“人人音乐” 　　中国传统音乐思想，较有影响的，一般认为是儒、道、释（其中主要是禅）三家。实际上具体到各门各派，儒、道、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概括来说，无非是要回答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音乐本体、音乐自身的构成与特点；一个是音乐与人、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也许是因为中国传统思维的综合性、整合性，中国传统音乐思想大多是将以上两个问题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少有将音乐仅仅作为对象而剥离环境孤立地进行研究的。这也许可以算是中国传统音乐思想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 　　（一） 　　早在先秦的音乐思想之中，《礼记》短短一句“王者功成作乐”【注1】，就表明古人是从音乐与社会的关系来认识音乐的。孔子音乐思想的核心是“仁”，音乐的最高境界是“和”，评判音乐的标准是“尽善尽美”、“乐而不淫”，具体提出音乐对于社会的作用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注2】，将“乐”贯串于教育的全程，甚至将乐教的完成视为教育完成的最后阶段——“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注3】”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孔子提倡的音乐教育是地地道道的素质教育。孔子极端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乃至政治功能，他的这种思想被后人发展到极致，赋予“系政教之盛衰,关人心之邪正”【注4】之大任，便会走到扼杀音乐中的人性、排斥“郑声”和“悲乐”、直至禁锢音乐发展的道路上去。 　　庄子思想崇尚自然，主张人性复归，同样是以音乐与人、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为着眼点，主张“法天贵真”【注5】，提出理想社会的“乐”应是“中纯实而返乎情”【注6】，即在音乐中复归内心纯朴自然情性。“鼓琴足以自娱”【注7】，则充分肯定了音乐的大众化的娱乐功能。尤其可贵的是“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注8】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人的音乐审美的过程与本质，对于我们今天的音乐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音乐与人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荀子认为人喜欢音乐，是“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注9】。这无疑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人都有“音乐细胞”，人人都应该享有音乐。其实孔子当年也说过“有教无类”【注10】，并不是说必须是某些“类”才可以学习音乐、表演音乐、欣赏音乐，他的音乐教育实践也是这样做的。后来有些人把他的“经”念歪了，才剥夺了许多人学习音乐、享受音乐的权利（例如不准女子、僧人弹琴之类）。孟子也提出过“与民同乐”【注11】，还特别讲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注12】，用现在的词汇讲就是主张“大众音乐”。孟子还有一个重要的音乐思想没有得到足够重视，那就是他说的“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注13】，认为音乐比语言更能打动人心。明代的李贽进一步阐述说，抚琴的手虽然不会吟唱，“唯不能吟，故善听者独得其心而知其深也”【注14】，充分肯定了纯音乐的美学价值，认为纯音乐比歌曲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表现力。他的这番见识，是我们现代许多人所不及的。 　　中国传统音乐思想中虽然始终关注音乐与社会的关系，同时也并不缺少关于音乐本质的论述。既阐明了音乐的本源是“声”；又指出了只有进入人的听觉，才会成为“音”；进而经过深谙音律的“君子”的感悟，才会成为“乐”。这就是《乐记》中提出的：“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注15】”“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注16】”“惟君子为能知乐。【注17】”如此将“声”、“音”、“乐”三者既联系又区分的论述，是一种非常有见地的音乐思想，具有明显的中国美学特色。尤其难得的是《淮南子》中提出的“六律具存而莫能听者，无师旷之耳也。【注18】”“律虽具，必待耳而后听。【注19】”意即好的音乐还须有好的耳朵，否则就毫无意义（“非歌者拙也，听者异也。【注20】”）。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注21】。马克思在这里还引出了“感受音乐的耳朵”【注22】的概念（在音乐教育界中常简单引述为“音乐的耳朵”）。大家可以看到，中国传统音乐思想中的相关论述，与马克思的论断是何其一致！ 　　中国传统音乐思想还重视“感受音乐的耳朵”的培养，指出音乐的能力是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还是《淮南子》：“欲学讴者，必先徵羽乐风”【注23】，唱歌还是要经过学习，包括乐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音乐教育思想的对象不仅是音乐技术，更重视的还是“心”，即内心的音乐感受，强调“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注24】”“一发声，入人耳，感人心，情之所至也。【注25】”由“心”，自然地推导到“意”：“音从意转，意先乎音，音随乎意，将众妙归焉。【注26】”“故欲用其意，必先练其音；练其音，而后能恰其意。【注27】”将音乐表演中情感与意境、技术与表现的关系论述得一清二楚。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当代的音乐和音乐教育应该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