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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楚雄市南华大过口乡居民文化适应 　　摘要：以楚雄市大过口乡为研究背景，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来阐述大过口乡居民的文化适应。从社会的深层结构中探讨文化适应的基本机制是以经济基础与经济机会为先决条件，有着相当不同的模式。 　　关键词：楚雄市大过口乡；物质层面；精神层面；文化适应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11）01-083-02 　　 　　斯图尔德认为文化既然具有调适于特定生存环境的能力， 那么文化的变异当然也是一个复杂的重构问题。这种研究取向给后来者启示：应该从社会的深层结构中去探索文化适应的基本机制。 　　一、物质层面的文化适应 　　大过口乡位于楚雄市西南部，距楚雄市市府鹿城128公里，全乡辖国土面积340.411平方公里，辖9个村委会，206个村民小组，345个自然村，最高海拔2671米，最低海拔861米，平均海拔1766米，年平均气温14.5摄氏度，年平均降雨量1000毫米。[1] 　　2009年底，全乡有总户数4000户，其中农业户数3738户，总人口15850人，其中农业人口15532人，占总人口的98%；彝族人口14420人，占总人口的90%，在生产、生活中通用彝语交流。[2] 　　对于大过口乡的居民来说,解决生活问题无疑是最重要的,因此粮食的获得、经济情况的改善都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而生计模式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全乡在粮豆作物种植的基础上，增加烤烟、魔芋的种植面积。尤其是魔芋种植，已成为该乡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许多村民利用农闲外出打工增加经济收入。打工分为兼职打工和专职打工。前者一般是在居住地附近打零工,而后者有的是在楚雄市打工,有的是出远门到广东等地的电子厂、皮鞋厂打工。村里人随时都可加入打工的队伍,而且当天就可拿到酬金。孩子长大之后,有的仍沿袭父辈的农耕生活,打零工已经成了不可缺少的经济来源之一;有的干脆进入当地企业,主要从事第二产业的工作,农业生产对于他们来说已退居次要地位。生计模式普遍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而且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山上缺水,交通不便,以种粮豆为生,谋生手段较为单一，农忙之余, 村民采松脂的收入就比耕种的全年收入还高。乡辖区南大公路主干线实现了油路化，通公路的村民小组有195个， 有的买机动三轮车跑运输,有的开摩托车载客,有的开商店,有的销售农机设备。[3] 　　在生活方式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迁。通公路，最明显的变化是村民去大过口乡和中山乡赶集市可以骑摩托也可以乘坐面包车，时常购置些生活用品和农副产品。 　　住在山上的村民,2007年由香港乐施基金会出资修建了一条输水管道，从九华山上直接引水到各家的积水池子，结束了挑水吃的生活。 　　相当数量的村民已经用上了电磁炉,但是获取木柴较为方便的村民还会沿袭烧柴煮饭的习惯,即使房间被烟熏得很黑也不在意,因为电磁炉“浪费”钱,而烧柴草只需付出劳力和时间。村民对柴草的储备大多比较丰富。柴草的来源是冬天在山上砍伐的云南松，或散落的松果。 　　大过口乡是楚雄市目前唯一的一个少数民族聚居乡,过去彝族的衣着布料以自己编织的麻布和粗布为主，“彝族人，穿草鞋，披蓑衣”，穿衣以取暖为主。而今，彝族人大多从街上直接购买衣服或买布自己制作。年青人对穿衣打扮要求高,常与市里孩子攀比。这是彝族居民面对环境产生的一种文化适应现象。由于彝汉通婚现象增多、外出打工人数增多等原因,穿瑶族服饰的人呈现减少的趋势。但是,有些场合还是必须穿民族服装,如结婚。彝族服饰只有在某些强调民族特点的仪式、场合中,才被当作民族符号加以强调。另外，因为彝族男子服装的上装穿戴简单，在大过口乡，男子在劳作、外出都爱穿彝族的蓝色排扣绣花扭衣。 　　大过口乡在2009年全乡206个村民小组都已通电，通邮、通程控电话的村委会有9个，安装固定电话2600部，比上年增加500户，宽带上网65户，移动电话用户的数量也呈递增趋势。全乡多数村民家都有电视,还安装有数码接收器,能接收30 多个频道的节目。[4] 　　大过口乡的彝族在生计模式和生活方式上都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以种植业为生,其生计模式体现为一种典型的“农民模式”;离开土地,从事第二、第三产业,通过打工挣钱或者自己开店当老板,体现为一种“非农模式”。 　　二、精神层面的文化适应 　　靠近城镇的地方集中居住的居民，受现代文明和商品经济的影响,看到先富起来的居民的事例,也增强了自己追求发展的信心和欲望,逐渐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 　　彝族人的婚姻观念也有了一些变化。彝汉通婚的比例逐渐增多。彝族的生育观念也有所改变。相比较而言,过去公路未通,计生干部进不了村子,计划生育工作鞭长莫及;现在，计划生育工作得以落实,同时村民认为生男生女都一样,没有必要多生孩子。 　　国家普及九年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