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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中印文化交流研究 　　作者简介：胡亚东（1989.9-），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2013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文献记载的最早中印文化交流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中提到的汉武帝时期，但从目前考古发掘和文献来看，中印文化交流始自春秋战国时期，本文综合前人的成果从料器、妙音鸟、丝绸之路等三个方面来说明。 　　关键词：春秋战国；中印；文化交流 　　当前关于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可谓是如火如荼，本文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及前人学术大家的观点来探讨早期中印文化的交流。凡有认识不准确的地方，望请读者见谅。 　　古代的中印文化交流是和平的、自发的、双向的。中国古代文献最早记载中印文化交流的是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1] 　　但随着新的考古发掘和新材料的问世，质疑的声音呼之欲出。根据目前的资料来看，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要上推到春秋战国时期。当然我们期待有更有力的材料问世，应该说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两国已经有了交流。下面我们从考古发现的文物来看中印早期的文化交流情况。 　　一、料器 　　料器就是我们常见的玻璃，春秋战国时期的料器都是用来作装饰物的。料器出土最多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在湖南楚墓中出土最多，其次就是湖北。湖南的料器出土主要集中在长沙一带，而湖北主要集中在曾侯乙墓中。 　　春秋战国时期的料器主要有两种，大部分是玻璃珠，其余的是玻璃管。其中最有名的玻璃珠就是“蜻蜓眼”式的玻璃珠了，主要颜色是白、蓝、土黄、褐色，不透明的，圆圈纹或凸起或剔刻，以造成鼓眼的效果，纹饰变化多样。 　　从考古资料来看，最早生产玻璃的应该是埃及和西亚。在公元前16世纪中晚期至14世纪末，玻璃工艺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印度开始制造玻璃的时间虽然不可考，但肯定要比埃及、西亚晚。中国也有自己的玻璃制造，“从出土实物来看，最早的玻璃珠出土于西周墓葬，时间为10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2] 　　从形状和成分来看，不能区分玻璃是中国自己发明的还是从外国引进的。然而从“蜻蜓眼”玻璃珠的花纹来看，与中国其他发现的玻璃珠花纹格格不入。但在西亚和南亚，这种眼珠纹早就成为时代的宠儿，所以已故的楚学大家张正明先生认为，“从花纹来看，应该确认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料器受到了来自南亚乃至西亚文化的影响。”[3]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与印度已经发生了交流，张先生认为，来自印度的商贩以及在印度和中国之间从事转手贸易的商贩用随身所带的财货，应该是体积小但是价值很大的黄金、珍珠、宝石和料器之类。印度商人带着黄金、宝石、珍珠和料器等贵重物品来换取中国当时的丝绸中心楚国的丝时，楚国人看重的不是黄金和宝石等物品，唯一能吸引楚国人的应该是料器，尤其是“蜻蜓眼”式的玻璃珠。 　　关于中印早期文化交流的路线，张先生认为是“长沙――昆明――缅甸――印度”。张增祺先生对云南出土的东周到西汉的文物作了研究，认为：“云南早在春秋末或战国初就有了从南亚乃至西亚传来的石髓珠和料珠，尽管屈指可数，但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确凿证据。”[4] 　　这时，中印交流仅限于陆路上，可能与经济实力相关。从汉武帝开始，中印交流有了陆路和水路两种路线，虽然时断时续，但这无疑极大地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 　　二、妙音鸟 　　于2000年从江陵天星观2号墓的随葬品中，有一件髹漆的木雕半人半鸟像。该像上部是人，下部是鸟，全身髹漆。这件半人半鸟像的造型，不是楚国艺术演变出来的，纵观楚国的雕像、画像，没有发现一半是人一半是动物的组合体，可见它是个外来文化的造型。 　　据张正明先生考证，“实是佛教的妙音鸟造像”[5]。妙音鸟，又称好声鸟，梵语称之为迦陵频伽。《正法念纪》说：“山谷旷野，多有迦陵频伽，出妙声音，若天若人，紧那罗（印度语――歌神）无能及者”。妙音鸟被看作是神鸟，作为佛前的乐舞。 　　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人物龙凤图》，先是被盗，后被追回，于1953年向世人展示。在这幅图中，一位侧身而立的妇女，头发盘在脑后，双手合十，颇具虔诚之意。这让信佛的人很是惊讶，莫非在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已然信佛？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个偶然罢了。但现在发现了这只双手合十的妙音鸟，该如何解释呢？答案只有一个，印度的佛教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传播到了中国。 　　除了考古实物外，还有文献记载可以佐证。《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6]窦修林先生所著的《早期佛教造像的南式风尚》认为：“西南地区的神?o造像，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特点是额中有第三只眼。”[7]李其霞在《论〈庄子?至乐〉所见佛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