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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西汉初年与民休息政策影响 　　摘 要：从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总历程看，文景时代的成就使秦以来的历史由急峻渐而宽和，由阴暗转向光明。那么，汉初的统治方针是受到了什么思想的指导在战后初期社会低迷、经济萧条、百姓恐慌的情况下使得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为此，对“与民休息”的思想进行简要剖析，进而揭示其政策的内容（表现）和影响。 　　关键词：汉初政治；统治政策；与民休息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7-0253-02 　　一、“与民休息”政策概述 　　“无为而治”下的汉初政治，其主要特点就是“顺民之情与之休息。”汉代“无为而治”的典型代表当推曹参。惠帝元年（前194年）曹参为齐相，他在治理齐国的指导思想上就是按照盖公的“黄老术”而进行的。对于其就任齐国宰相的9年，一些史料曾对曹参为相的影响有着这样的记载：“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后来，萧何去世，曹参继任汉相国，也是用在齐国的办法治国，“出入三年”，“天下俱称其美”。以上就是西汉初年的“与民休息”政策的影响 　　曹参为政的要领就是“休息无为。”所谓“休息无为”包括下列几个内容。 　　遵循旧制，举事无所变更。曹参为相时，无所建树，一切皆遵循萧何所制之法，不加变更。这是适合刚刚稳定下来的汉初社会情况的。经过长期战乱后，人们需要安定，不希望无休止地变动。所以，曹参无所改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少干预属下事，无扰民。曹参代萧何为相，当他要离开齐国奔赴长安之前，对接任齐相说：“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这是他唯一的嘱咐，意思是说，“不必干涉下属的活动，不要过细苛察”。 　　择吏以“厚重长者”为标准。曹参对下属官吏不究细过，这也是对秦“专任刑罚”矫枉过正的做法。 　　这些做法对刚刚“离秦之酷”的百姓来说，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史称“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以曹参为代表的一批统治者，皆是这样“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从而形成了这一时代的政治之风。 　　二、汉初“与民休息”政策的具体表现 　　（一）皇室带头躬休节俭 　　汉初的几代皇帝和皇室，大多都注意节俭，一反秦代皇室穷奢极欲的奢华作风。从汉高祖刘邦时期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到惠帝以后，在“黄老政治”的影响下，几代皇帝和皇室都比较注意节俭。惠帝、吕后及景帝皆皆无过分铺张之举，形成节俭的风气，尤以文帝为甚。文帝在位23年，史称其“宫室院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他曾计划造一“露台”，令工匠计算，需用百斤，觉得花费太高。所以对臣下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结果作罢。他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纹秀”，以示敦朴。文帝为自己修建的陵墓，也要求从简。“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二）“轻徭薄赋”，鼓励农耕 　　因刘邦称帝后“量吏录，度官用以赋于民”，所以汉初的田赋、租税较秦为轻。这期间，国家规定的田租一般均在“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之间。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还免除过一年的田租。减免田租，主要受益者当然是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但自耕农的负担也相对减轻。封建政府从土地和其他方面取得的收入与后代比起数量少得多。赋税收入“岁不过数十万石”，比起秦代的竭泽而渔式的压榨，更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然，除田租以外，西汉政府还有其他的收入。据现有资料可知，至少当时还有以人口为征收对象的口赋、算赋、军赋、更赋等等。不过，这些赋税在文帝和景帝之时也都有所减、免。如算赋是在高帝四年（前203年）时开始征收的，当时规定，“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至文帝时算赋则由120钱减至40钱。无论如何，比起秦代“头会箕敛”的赋税压榨，汉初是轻得多了。 　　“轻徭薄赋”还表现在对徭役的征发有一定的节制。如惠帝时修长城征发徭役一般均利用农闲的时间，每年不超过30天，以不误农时。所以，长安城的修建历时6年才完成。文帝时还多次下诏奖励“孝悌、力田”及救济鳏寡“赈贫民”等。这些措施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三）轻刑慎罚 　　汉初的法律比较简单，刑罚也比较轻简。刘邦入关中时“约法三章”，建立统一的西汉王朝以后，丞相萧何“作九章律”成为西汉法律的基础。不过，汉初的律令远比秦代的宽简。据记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所以，其礼仪“大抵皆袭秦故”，“少所改变”，而其刑法可能改变较多，许多不“宜于时者”就被汏除了。 　　在汉初几十年中，统治者还不断地对秦的“苛法”加以汏除，故史称这一时期“约法省禁”。如高帝时，萧何定律令就已“除参夷，连坐之罪”即废除“族刑”和连坐之法。惠帝四年（前191年）又“除挟书律”，也就是废除秦律中“挟书族者”的苛法。高后元年（前187年）“除三族罪妖言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