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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价值话语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在全球多元文化价值冲突、撞击、融合的时代,以鲜明的中国式价值话语,勾画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内蕴之现代化发展之独特模式和根本价值逻辑,彰显了人类走向未来理想生活的可能路径,为不断探索构筑“自由人的联合体”并以此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奠定着现实的前提和基础。 　　关键词:全球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话语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0)06-0022-05 　　 　　不可否认,置身于全球化和现代化双重语境下的当代中国,正在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国式社会发展理念和价值话语,勾画和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发展模式和现实发展道路。 　　在全球多元文化价值相互冲突、撞击、选择与整合的背景下试图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如何审视与重构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体系和社会发展的应有价值逻辑,直接关系到中国现实生活各个领域的结构性变迁,并进而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价值取向与生活品质。而当下,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构想的适时提出,则深刻表明在全球化时代所催生的“文化全球一体化”的“普世价值”与“文化全球多元化”所彰显的“民族价值”、“本土价值”的双向博弈中,中国正在试图探寻一整套既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又能融入和适应当今时代发展需要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彰显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社会发展逻辑理路。 　　检视中国社会发展价值转换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发展价值演进的思想轨迹经历了古代“变易发展观”、近代西学东渐强行植入的“进化发展观”以及其后传人并得到逐步拓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观”和以此为起点构筑的今天的“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演进。以“天人合一”为内在价值依托的中国古代“变易发展观”,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物我两忘的终极价值,这是适合农业文明的社会发展价值话语;而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基本发展理路的西方社会,由于较早即区分了主客二体,在主客对立中推崇工具价值、技术理性,注重发展科学,从而在近代形成了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化发展观”,其在资本增值力量的驱动下首先完成了西方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并进而向全球扩张,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强制植入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序列之中。但是,这一源自近代西方社会的“进化发展观”本身即内蕴了自身无法解决的价值冲突――其自始秉承的价值传统是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一直高举的人本主义旗帜,但在现实发展中却由于过分推崇人的“理性”而将人异化为“理性”之“工具”,从而造成“理性”与“人性”的冲突;其后生成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事实上都体现和反映了这种社会发展价值逻辑的内在矛盾,从而使其社会发展模式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个人与社会、科学与人文的有效整合,因而具有发展的片面性和狭隘性。这种社会发展价值逻辑一经引人中国,其内在的价值分裂与冲突在中国这样晚于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后发国家中就获得了进一步的放大和凸显,从而使中国社会无法遵循和复制西方社会曾经的发展模式来完成自身现代化的历史转型,无法真正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国强民富的发展道路。 　　“与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不同,马克思主张从现实的人,从人们的现实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状况出发来考察社会和历史,把各种观念都看作是这种现实生活的一种回声和反映。马克思不是以一种道德家的眼光来对各种社会现象作价值评判和理想设计,而是以一种科学家的眼光来分析社会历史的运动”,在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带来的人类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和社会生活全面进步的基础上,马克思不断审视和反思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以人为本”之根本价值的缺失,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且提出社会发展的现实的价值引导机制――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通过社会革命,通过人与人内在关系的调整,实现人、实现每一个人、实现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与和谐发展。由此,马克思创立的社会“辩证发展观”弥合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进化发展观”所造成的社会发展的价值分裂与冲突,使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能以新的发展路径和价值引导机制完成自身社会历史转型的跃迁,因此,其一进入中国便引起了中国社会发展理念和发展价值的急剧转轨,使中国开始重新选择一条非西方的、非资本主义的、成本最小、代价最低的快速现代化的社会发展道路。 　　然而,由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社会历史展开的渐进性,马克思的“辩证发展观”所内蕴社会发展之基本价值逻辑在中国现实生活的展开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有其不断明确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