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论文）东汉末士风裂变与诸葛亮隐与仕的选择.docVIP

w 东汉末士风裂变与诸葛亮隐与仕的选择 摘 要：在汉代“察举”和“征辟”的选举制度下，士人被深入地纳入国家体系中。但是随着东汉王朝的衰微，士人面临形势的改变，于是开始在黑暗、混乱的政治中挣扎，寻求新的思想体系，士之个体自觉被唤醒，士风发生了裂变，并形成一种新的处世模式，隐逸之风盛行。生活于这一时期的诸葛亮也深受此影响，从诸葛亮对隐与仕的选择中，我们也可窥探出当时士人们对于隐与仕的态度。 关键词：汉末；士风；诸葛亮；隐与仕 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正统思想。董仲舒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一套新儒学体系—“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在其理论体系中千方百计拔高、神化皇帝，因此确定的“君权神授”自然成为“天人感应”的核心内容，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另外，董仲舒将“礼”纳入体系，在天人、礼的面前，人就变得渺小了，只有依附君主，融化于群体之中，个体的价值才能得到确立。而如何才能使个体有效地服务于专制政权呢？即“崇教化、立学官、察举征辟、建立文官之制”，士人由推荐考核而入世干进求禄，建功立业，它不仅是为专制皇权提供行政支柱，而且也成为士大夫确立自身价值的主要途径。 一、东汉末士风之裂变 在新儒学的影响下，君与士找到了和谐点，士人积极投身仕途，在政治中寻找自身价值。但是到了东汉末，情况却发生了转变，由于种种原因，皇权和儒学都走向衰落，士人陷入了混乱、迷茫之中，士风开始发生裂变。 （一）士风裂变的原因 1、皇权异化 东汉后期王朝衰落，政治黑暗。“东汉中后期与西汉及东汉前期的政治状况最本质的差别，在于君权的危机和君主地位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东汉中后期政局始终在四种力量的斗争中动荡，一是君主，二是宦官，三是外戚，四是士族”。这句话准确的说明了东汉政局。 东汉王朝不稳定的必然性首先体现在统治者身上。东汉后期皇帝在章帝以后多年少继位，如安帝即位时13岁，顺帝11岁，冲帝2岁，质帝8岁，桓帝15岁，献帝9岁。帝少不更事，必然寻求庇护，大权旁落在所难免，这就造成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现象。 君主年幼，只能听从于太后及其代表的外戚。例如年幼的冲帝在梁太后及其兄梁冀拥立下即位，此后梁冀几乎独霸朝政，没人敢和其抗衡。少帝即位后，何太后掌政，其兄大将军何进掌权。但幼帝稍大便欲亲政，于是亲近宦官，依靠宦官力量打击外戚。梁太后去世后，桓帝和宦官单超密谋发动政变，梁冀自杀，此后宦官力量压过外戚。灵帝时对宦官的宠幸更加厉害，窦太后之兄窦武结合太傅陈蕃，密谋铲除宦官，事泄惨败，更爆发了知识分子的悲剧—“第二次党锢之祸”，宦官力量达到顶峰。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的往来厮杀就不曾终止，并愈演愈烈，直到汉末双方斗争终于引来地方军阀势力。外戚与宦官的争权斗争使皇权发生异化，皇帝权威瓦解，政治混乱不堪，失去依托的士人陷入艰难境地。 2、宦官迫害 面对宦官专权，作为政治文化精英的士人，在皇权盛时的崇高地位受到动摇，无论是出于心中失落，还是由于所受教育赋予的责任感驱使，与宦官进行了激烈的抗争，却遭到极大的打击与迫害，即“党锢之祸”。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桓帝延熹九年，儒者李膺等二百余人被收系狱中，后因同情党人的外戚窦武的营救，得免杀身之祸，但被放归田里，禁锢终身。第二次即发生在灵帝建宁二年的那次，陈蕃死后，宦官又诬告党人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结党谋反，灵帝下令逮捕，并由此扩大到搜捕各地党人，李膺等一百多人被杀，受牵连禁锢、死徙者约六七百人。熹平元年，迫害再次升级，宦官四处逮捕党人，太学生、郡国生徙千人，三万太学生敢持异议者无一幸免。熹平五年，灵帝又下诏，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族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党锢之祸使众多儒者遭到波及迫害，无论是在精神还是身体上都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想起便让人心惊的党锢之祸无疑让士人对政治失去信心，对统治者充满不信任。 在东汉后期，为什么会出现宦官祸乱朝政的局面，金春峰先生在《汉代思想史》中阐述了皇帝选择信任宦官的心理，“宦官本是皇帝的奴仆，并非一种政治力量，但在一定条件下，它又代表着皇权最黑暗腐朽的方面，成为皇权最为放心最为亲近的势力。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分离组合中，惟有宦官是与皇权共存的”。宦官是皇权的寄生者，两者一荣俱荣，宦官就等于皇帝自己，永远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而相对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独立士人，皇帝则表现出了警惕。 3、儒学衰落 东汉政权的衰落，使其依附的两汉经学同样面临危机，走向衰落。 （1）经今古文之争。儒家经学的典籍，在秦始皇焚书之时，六经首当其冲。武帝崇儒，立五经博士，传业者甚多，所传为汉初隶书所写，故曰经今文学。到成哀之时，刘向、刘歆父子相继校书，发现了用以前文字所写经书，称为经古文学。此后各方学者便各执一方，开始了经今古文之争，古文学得到传播，地位开始提高。肃宗“诏高材生受《古文尚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于学官，然